毛泽东称他为“党内圣人”

　　□本报记者 鞠 靖

　　满头白发的罗东进，是重走长征路的开国元勋子女中个子最矮的一个，但却是整个队伍的召集者。无论是瘦长的秦铁（博古之子），还是粗壮的粟戎生（粟裕之子），甚而沿路迎接队伍的地方女官员，都会喊他一声“东进大哥”。

　　重走长征途中，在贵阳，在成都，67岁的罗东进在白天的舟车劳顿和连续不断的活动之后，两次在深夜面对本报记者，一边吃药，一边讲述长征、讲述父母，直到他的女婿冲进房间，用不容商量的口吻终止提问。

　　秀才“造反”

　　20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在北京东郊民巷盖了四幢房子，分给了邓小平一幢。邓小平说：“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罗荣桓不肯去，邓小平就限期让他搬了进去。邓、罗两人情深谊厚、相知甚深。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

　　邓、罗之间的友情，是在长征中结下的。长征中，从过草地，到最后抵达吴起镇，两人一直在一起，一个人一匹马，经常是并肩而行。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话多，经常是有说有笑。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罗荣桓是湖南人，邓小平是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一说辣椒就来了兴致。又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只有“精神会餐”了。长征是艰难的，牺牲流血、困苦饥饿，但大家都很乐观。

　　“在十大元帅中，我父亲是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个。年轻时候的父亲并没有想到革命，他一心想做的是土木工程师。那时父亲刚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国外都是高楼大厦，上海也是如此，他就认为搞建筑也许能为国家找条出路。”

　　1924年，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学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上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地下党为保护他们，安排他们南下。罗荣桓本来有机会上黄埔军校，但还是错过了。

　　“我父亲当时没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他又是近视眼，自认为不是当兵的料，还是想学土木，因此并没有想报考黄埔军校，而是介绍我六叔罗湘去了军校。他自己则继续报考中山大学，但是因为要考德语又没考取，只得又回了湖南老家。”

　　1927年，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的还是土木。入学3个月，罗荣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不久就组织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党代表。这位书生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参了军，也没想到会在军队里干一辈子。

　　当时湖北很多地方都搞了秋收暴动，但大多失败了，罗荣桓领导的这一支走了出来，和武汉警卫团的一个连队合在一起，罗荣桓把队伍带到了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使他成为和毛泽东结识最早的元帅。

　　“在通城暴动的时候，我父亲很天真，根本不懂什么武装斗争，那时打土豪分银元作为部队经费，需要一个管账的，大家看到我父亲是个大学生，就推举他兼管财务，保管一只装了二三百块大洋和账本的箱子。有两个人老是过来主动要求帮他提箱子，一开始他不给，后来实在累了，就交给他们提，结果敌人打过来，大家就跑，跑到一个地方一集合，发现那两个人和钱箱都不见了。他十分懊悔，这才认识到革命队伍里的并不都是革命者。他说，‘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

　　28年之后，罗荣桓成了元帅。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日后却在以农民为主、思想混乱的军队里站稳了脚跟，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9月“三湾改编”，毛泽东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罗荣桓成为第一批七个连党代表之一。7个月后，“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罗荣桓成为31团三营党代表，他在率领三营远征湘南的过程中表现出色，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1928年8月，毛泽东亲率三营下山去湘南接应朱德，一天夜晚突然遇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天亮后集合队伍时，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9月下旬，队伍返回井冈山，发现那个担架兵已经先回来了。当时队伍中开小差的相当多，甚至一场战斗后会少一半人，而三营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

　　1930年8月，罗荣桓成为红一军团红四军政委，和军长林彪一起领导红四军。多年之后，大将黄克诚回忆说：“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

　　从这时起，罗荣桓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被调离军队之后，罗荣桓也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当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巡视员和动员部长。“在父亲去世之后，毛主席谈论到父亲，曾经说，‘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他讲得比较多的还是长征中的艰苦。他说，一方面军过的草地，到现在人还过不去。那时后续部队根本不需要向导，时不时会发现前面倒下的人，过雪山的时候只要一坐下就再也别想站起来，长征中牺牲了多少人啊！我父亲刚开始还有个骡子帮他驮东西，有时还可以骑一骑，后来太困难了，骡子也就没了，他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只能拄个棍儿自己走。”

　　母亲林月琴

　　长征进草地以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一些病号还得靠同志们背和抬。罗荣桓便亲自背过病号。

　　这位病号姓杨，同志们轮流背着他，罗荣桓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在草地背人行走，十分艰苦。一脚踩下去，叽咕叽咕往上直翻黑水，泥水常常没过腿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走了一段后，小杨怕拖累大家，躺在地上不肯再让大家背了。他苦苦哀求说：“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等革命胜利后，请给我家带个口信，就说我从地主家逃出来后当了红军，跟着毛主席北上抗日时，死在草地上了……”

　　大家的眼睛湿润了。罗荣桓对其他人使了一个眼色，说：“这么着吧，大家都快走。我腰腿疼得厉害，我留下给小杨做伴。”

　　“那怎么行。”小杨一下子急了。他吃力地坐起身来，用埋怨地口气说：“你是领导，要带领……大家走，怎么能……跟我留在这里呢﹖”

　　“领导还要有群众啊！要是大家都不走了，领导不成光杆了吗？”罗荣桓弯下腰，慢声慢气地对他说。

　　这时，营长陈海涵已经蹲下身子。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小杨，你要不走罗主任也不走了。来，我背你走一段。”小杨只好又趴到陈海涵的身上……

　　“母亲林月琴的故事说出来都可以写小说了。我外祖父很早就参加了党，我母亲在他的影响下入了党，15岁时就被选为家乡苏维埃妇女儿童大队长，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这年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说我外祖父是‘改组派’，就把他杀了，我母亲也受到影响被清除出去，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向西转移时不让她跟着。她当时想不跟着红军还能干什么，于是就找了几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小姐妹，硬跟着红军走。一路上，红军宿营她们也宿营，红军做饭她们就帮厨，就这么一直跟到川陕根据地。由于部队迅速壮大，干部紧缺，后来，部队后勤处长说这些孩子从大别山一直跟着我们翻山越岭走到现在，干脆把她们收回来算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妇女工兵营，我母亲担任营长。”

　　3年后，22岁的工兵营长林月琴再次得罪了张国焘。

　　“有一次张国焘卫队的人违反纪律晚上竟然闯到女兵营宿营地，我母亲很生气，就组织大家把卫队士兵缴了械。张国焘听闻此事很生气，于是就把我母亲营长的职务给撤了，调她到粮食局运输连当连长。”

　　但是林月琴还是跟着红四方面军一路走了下来。她一生跟随部队南下北上，到过东北战场，但她告诉罗东进，最艰苦的还是长征过草地的时候。

　　“党内圣人”

　　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到达了哈达铺。

　　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国民党鲁大昌部队从这里溃逃到岷县，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这个集镇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红军已经几个月见不到油盐和大米、白面了。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他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号。这个地方的东西异常便宜，五块钱可以买一头肥猪，两块钱可以买一只肥羊。鸡才两角钱一只。各伙食单位统一采购了食品，当天下午就纷纷杀猪宰羊，准备会餐。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员不会做面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锅浆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抗战时期，罗荣桓再次和老搭档林彪走到了一起，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而他真正独当一面，则是1939年带领115师师部东进山东，建立山东根据地。

　　罗东进正降生在父亲率军东进的时候。那天晚上罗荣桓匆匆从部队赶回林月琴所在的山西长治常村，在孩子降生之后，进屋看了一眼已经包裹好的婴儿，给孩子起名“东进”，随后匆匆离去。100天后，罗东进被挑夫挑到了山东。

　　“我父亲虽然是政工干部出身，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甚至连枪也拿不好，但实际上他很懂军事，比如说他在山东根据地就独创了‘翻边战术’，成为山东的典型战法。”

　　那是在“留田突围”时，日军把整个115师的师部和山东分局的部队总共5000人围在了留田，有人主张向北突围，有人主张向东，而罗荣桓提出向南，大家都吃了一惊，因为南面正是日军的老巢。

　　“我父亲解释说，敌人倾巢而出围剿我们，肯定在我们可能突围的方向派守重兵，此时敌人的老巢兵力最薄弱。最后部队一枪没打就突出了重围。当时还有个德国记者希伯为此写了篇报道，叫《无声的战斗》。突围出去后，父亲写了篇文章《敌进我进》，部下陈沂跟他说，政委你写错了，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我父亲说，咱们现在的根据地南北一颗子弹就能打穿，东西就一条线，敌进我退，往哪儿退啊？这时就要敌进我进，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翻过去打它老巢。”

　　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罗荣桓，了解运动战的思想，而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位元帅用他的实践经验证明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而这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使得他1960年再次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和林彪产生了矛盾，他反对林彪“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在家里，罗荣桓告诫罗东进不能照抄照搬。

　　“当时我们做完作业，都要找段毛主席语录抄上，我父亲为此专门写信给我，说‘人的思想改造是长期过程，不是抄一段就行了，要学立场观点方法’。”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这天晚上，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前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父亲很不愿意表现自己。毛主席也很器重他，但他去世后，我们居然找不到一张他和毛主席单独照的相，全都是合影或会议照片。”

　　罗荣桓为人和善，虽然他不太爱说话、开玩笑，但干部甚至家属都愿意找他谈话。罗荣桓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

　　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

　　是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长征途中，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眯眯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母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越来越近。

　　“我从小在部队长大，一心想当兵。后来我去了哈军工，父亲十分高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觉得战争年代不该要孩子，又是骑马又是跑步，还故意从马上掉下来，想把我打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生下了我。从出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一直断断续续寄养在老乡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和教育就是，千万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有时候罗东进也想用父亲教育自己的办法来教育后辈，“但是难度挺大”。罗东进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当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比较愿意听父亲的话，而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罗东进还是希望后辈们能够对过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次他还是把女婿带出来了。

　　“说是让女婿来照顾我，其实，他照顾我还不如我照顾他呢。但我希望年轻一辈亲自走一趟长征能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年轻人认识这些历史要比我们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精华。”

　　（资讯：王金、王晓莹）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戎马关山事——罗荣桓在长征中》、《邓小平百年百事》，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