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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在投弹。
黎以冲突结束近一个月,以色列开始调查这次冲突中的决策失误。军事分析家也以这次武装冲突为例,研究“空中打击”这种战术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撰文指出,冲突伊始,以色列寄希望于空袭,以为那样能避免地面作战、迅速歼灭真主党。然而,冲突结果证明,以军过分依赖空袭,延续了一个世纪来人们对“空中打击”威力的错觉。
打击目标:敌方士气
以色列总参谋长达恩·哈卢茨曾经说过,胜利不仅是掠夺疆土,更关乎“意志”。在哈卢茨看来,空袭能有效打击敌方“意志”,地面作战已是一种“过时的”战术。据说,正是空军出身的哈卢茨让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相信,空中打击是摧毁真主党的完美选择。
无论动用了多少飞机炸弹,以色列最终没有如愿击垮真主党。不过,不只哈卢茨一人对空袭效力抱有幻想。自从战斗机问世以来,几代人都迷信空战的威力,认为采用这种战术能减少伤亡、迅速制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空中打击这种作战方式迅速流行起来。当时的军人和政治家大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识过士兵苦守战壕作战的恐怖景象。在他们看来,投几颗炸弹就能免除士兵血战,空战是不错的选择。
空战的缺点是难以避免伤及平民。即使如此,许多军人仍然认为空战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前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海瑞斯推崇空战。作为一个“老空军”,他认为,安全地从空中发起短促、决胜的战争,强于让士兵们“自愿去被铁丝网挂住、在泥泞中等着吃枪子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瑞斯指挥的轰炸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许多德国城市,他因此获得“轰炸机海瑞斯”的绰号。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海瑞斯为代表的空军认为,陆军部队只能与另一支部队交战,但动用轰炸机可以直捣敌人领土“心脏”部位。更重要的是,空袭不仅能够减弱敌人战斗力,还能削弱敌人的战斗意愿。这种观点认为,成功影响敌人的心理才是制胜之道。
英国皇家空军创始人休·特伦查德反复强调,空战的“精神效力”与其能造成的实际损失相比,“是20比1的比例”。身为现代空战理论奠基人之一的特伦查德认为,不轰炸一座城市和真正展开轰炸一样有用。他说:“到底会不会轰炸,这种焦虑和轰炸本身一样足以打击士气。”
作战地点:大小兼宜
因为大型战役中轰炸机的出色表现,“空战优先”的观点更站得住脚。有的空军甚至认为,即使在小规模战斗中,空战也能有效打击游击队等非常规武装。早在1919年,英国空军的实战经验支持了这一观点。
当年,阿富汗酋长向驻守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英军宣战。为了应战,英国空军将一架佩奇公司生产的双翼轰炸机运到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这架轰炸机飞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上空,投放了4枚各重112磅的炸弹和16枚各重20磅的炸弹。很快,阿富汗酋长就求和了。
在陆军仍然占据主力的19世纪20年代,这次小小的冲突为英国空军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和特权。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宣称:“据说,拿破仑到场就抵得上一个兵团(的军力),这架飞机看来比6万人做的还多。”
第二年,英国空军再次大获全胜,这次的打击目标是索马里兰(包括吉布提、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东部的非洲东部地区)。当地的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一直是英国人的“眼中钉”。1895年从麦加朝圣归来,本·阿卜杜拉·哈桑模仿领导苏丹起义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抵制英国统治。1909年,本·阿卜杜拉·哈桑甚至对当地的其他部族宣战,因为这些部族接受了英国条令。这场战争令当地三分之一的居民丧生。
为消除本·阿卜杜拉·哈桑,英国已经四次组织队伍讨伐,最后一次出征的部队有1.5万兵力。但英军每次讨伐之后,本·阿卜杜拉·哈桑都能重新组织队伍,继续抵抗。反对派兵征讨本·阿卜杜拉·哈桑的呼声高涨时,时任陆军部长的温斯顿·丘吉尔提议让空军接手。很快,6架小飞机被军舰运到东非,连续两天轰炸本·阿卜杜拉·哈桑的城堡。一个月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丘吉尔得意地告诉议会,对索马里兰的陆路征讨耗费了6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2亿英镑),但空军只用了7.7万英镑就完成了任务。
命中率:各有解释
即使空战的优势得到广泛认同,对这种战术效力的疑虑也从未消失过。
以英国空军在索马里兰的空战为例,怀疑论者指出,轰炸过后,直到地面部队出动,本·阿卜杜拉·哈桑才带着700名步枪手离开这个国家。当时的地面部队指挥官说,空军所称的胜利不过是“欺骗”。他甚至指出,空袭让敌军分散逃窜,让地面部队更难作战。
有一段时间,对空战的推崇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1922年,英国空军被委以任务,以同样方式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地位。受命时,空军将领坚持,只有空军有权决定何时、何地采取行动给敌人造成心理震慑。陆军对空军这种蛮横态度极为不满。当地陆军指挥官讽刺空军说:“上帝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把炸弹投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又消失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
这样的抱怨并非全无道理。虽然空军号称能精确击中指定村庄里的指定房屋,但他们投放的炸弹里,能命中目标的不到半数。就连“轰炸机海瑞斯”也同意,二战期间空袭并不精准。他承认,如果目标面积小于几平方公里,就无法从空中予以精确打击。海瑞斯因此强调,空战的理想目标是整座城市。他说,这有助于赢得战争。
即使人们对空战的命中率有所怀疑,其节约开支、减少士兵伤亡的优点仍压倒了这些顾虑。空军将领坚持认为,空战的真正目标不是具体建筑物,而是一个概念,即敌人的士气和作战意愿。
丛林作战:空战魅力渐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内,能有效削弱敌军士气仍然是空战不可替代的优点。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顾问一度主张放弃空战。他们指出,在这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工业产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轰炸那里的铁路和工厂不会对当地人构成太大威胁。但当时的美国空军司令反驳说,正因为越南的工业基础小,整个国家对其依赖程度必然很大,轰炸这些目标肯定会造成重创。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轰炸了越南的储油罐和铁路,越南人就改用小桶储油、四处零售,还用自行车运送给养。
那时候,无论空袭是否有效,总比派出地面部队强。美军地面部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机敏而难以捉摸。空袭并没有造成越南士气低沉,但美军将领仍不厌其烦地变换轰炸方案。约翰逊对此非常不满。有一天,他当面斥责陆军参谋长:“轰炸,轰炸,轰炸,你就知道轰炸。”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没点儿别的……我不需要10个将军来这儿10次,每次都告诉我要轰炸。”从那个时候开始,丛林空战逐渐开始失去其魅力。
当然,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令常规战争逐渐发生变化。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显示,战斗机能够准确击毁数百辆装甲车,并使萨达姆的部队陷于瘫痪,使之完全无法与美英的地面部队交锋。甚至有人期望,对付游击队和小股武装力量,空战同样有效。
然而,美国空军高级空战研究学校的专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小股游击队和恐怖分子“不大可能成为空中打击的有利目标”。在针对非常规武装的军事行动中,空战只是间接发挥作用,比如收集情报、运输部队或者保证通讯。
平民伤亡:致命缺陷
尽管技术发展迅速,空战仍难以避免造成平民伤亡。黎以冲突的结果表明,动用空军打击非常规武装,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还可能因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经济学家》周刊指出,游击队等非常规武装部队精悍、移动迅速,擅长出奇制胜,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都加大了精准空中打击的难度。在与非常规部队的较量中,准确的情报比具体战术更重要,情报不准贸然空袭只会导致平民伤亡。
更重要的是,即使情报准确、制导精确,在人口众多的城区投放炸弹,仍然可能伤及目标附近的无辜百姓。在以色列占领区,以军的情报非常可靠,能够比较准确地空袭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即使这样,仍然造成附近平民丧生。
在黎巴嫩,以军面临的形势更加不妙:既无法精确打击敌人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黎以冲突中,以军的空袭没有击毙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摧毁真主党的移动火箭发射器,但却造成了数十名平民死亡的“加纳村惨案”。
更糟的是,以军的空袭也没有造成所谓的“心理压力”。空战开始时,以军不仅希望一举击垮真主党,也希望给黎巴嫩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施加“心理压力”,从而促成真主党解除武装。然而,直到黎以停火,真主党解除武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话题。
以色列最后发现,即使在“意志”层面,空战也未能摆脱其固有缺陷。停火前48小时,以军不得不“过时地”向黎巴嫩南部派出地面部队、占据疆土,好歹给人留下“获胜”的印象,但这却是空战无法实现的。
(责任编辑:安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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