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铁岭文史网】

　　作者：李云基口述 林秀帆整理 

　　王静波,原名王庆余 性别:男 民族:汉
　　祖籍：山东省东阿县
　　1927年出生于牡丹江 现年75周岁
　　离休时所在单位：吉林省邮电管理局

　　日本占领时期所在校:牡丹江育英优级小学
　　伪满时工作单位：大连电电社员养成所(技工学校)

　　主要经历:

　　1927年1月14日生于牡丹江；1937年3月入读牡丹江育英优级小学；1943年至1944年大连电电社员养成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在牡丹江抗日联军政治部属下《牡丹江日报》工作，具体负责收发新华社通电；1946年末转密山县《东安日报》；1947年报纸合并，转去哈尔滨新华社东北总分社；1950年调到哈尔滨电报局；1950年末调至长春邮电高级职业学校，担任学生教导工作；1952年进入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在邮电工会任文教干事；60年代，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冲击，下放到基层，先后由邮电局支局长，降任为科长，后降任为科员；直到1980年平反，回到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先后在局长办公室负责信访工作，后调至后勤部门；1983年又任职局史志办公室，负责撰写解放前邮电史志；1986年离休，享受处级干部离休待遇。

　　自述历史：

　　我还记得我入学的学校在牡丹江的长安街北侧，叫“育英国民小学校”，一年级共有两个班，我分在乙班，全班有四十多名学生。我们的启蒙老师姓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学究，他很重视语文，对学生的语文讲得头头是道，批改作业非常认真。我语文好，他喜欢我，也经常在全班面前夸奖我，他教了我两年，很少打我，我们师生感情很好。

　　可是，第三年学校迁到了南边叫“泡子沿”的新校舍，而王老师由于不会日本话，不能完成日本人的教学目标，被革职了。日本人用他们亲自培养的师道学校毕业生，替换了一批老教师。他们把完全小学校，改为国民优级学校，把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把师范学校改为师道学校。完全按照日本的学制设立课程，把日语改成国语；篡改了祖国的地理，将东北三省改为二十一个省，牡丹江作为东满的中心省，辖东满四个省；篡改了祖国的历史，让我们供奉天照大神，和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培养绝对服从的武士道精神。接替王老师教我们的是师道学校毕业不久的霍老师。这个人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脸上长满了青春豆，显得丑了一点。他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不仅上课时教我们日语字母，说“早安、再见”也是我们听不懂的日本话，甚至连骂人也离不开日语。

　　日语每周要上十节以上，被提到比算术、语文还重要的位置。他是法西斯教师的典型，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明明是圆的，他说是方的你就得说对，否则就要挨耳光。在这里，日本人打中国人，先生打学生，高年级打低年级这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至于为什么就不需要知道了。同学们都说，霍老师有三勤，就是手勤、嘴勤、衣服换得勤。他最爱打学生，只要他看见有一点不顺眼，打耳光、打手板就令你防不胜防。有一次我去问他“甩”字念什么，他不由分说，就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耳光，我懵懵懂懂地呆在那里，他却圆瞪两只鼠眼，怒气冲天，同学们也惊吓得不轻。可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对校长，或来校视察的日本主子，却一个劲儿“是，是，是”地鞠躬，真是奴颜婢膝，卑鄙无耻。说他嘴勤，就是日本话说得勤，不仅上日语课时总说日本话，就是骂人也说日本话，“库拉”、“八戈”不离口，在他看来，学生似乎都是畜生，只有他是人。另外就是衣服换得勤，今天穿协和服，明天换制服，后天换西服，头发总是油光锃亮的，美得要命，也许是因为他做了日本主子的门生，自己掩饰不住心头的得意吧。

　　我们每天晨操前，要向东方（日本东京）遥拜，行九十度礼。据说，我们每日三餐，是天照大神和人间神仙——天皇陛下赐给的，要表示感谢。然后再来个向后转，面向“新京”，满洲国的皇帝，再鞠一躬，据说这是表示忠君。每当节日（三月一日建国节、九一八纪念日等）举行大型庆典时，总要集合了全校员工，穿上校服聆听校长训话。这时校长先生，披上带黄色流苏的绶带，套上白手套，毕恭毕敬地从神龛里捧出个黄匣子，打开了取出诏书，极其严肃地宣读：“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朕自登基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歌颂一番，对国民教训一顿。

　　我上高小第一年换了个关老师（关崇云），这个人三十多岁，高个子，写一手好字，音乐体育都非常好，是篮球比赛的市级队员，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法西斯派教师。他不像霍老师，肚里没本，说话没准，而是胸有成竹，无理也能辩三分。我挨打往往是上体育时多，他口令喊得洪亮，虽然喊出日本话口令，不太够味，可尾音拖得特别长，听起来特别好听。他总喜欢喊立正，往往是在解散后，同学们三三五五，正在玩游戏的兴头上，突然喊“立正！”不管你面向何方，马上就得一丝不动的直挺挺的站在原地方。同学们管这叫“突然袭击”。有的同学三三五五正玩得高兴，没注意到就被他袭击上了，耳光、手板就响了起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玩单杠，正在杠上旋转，来不及跳下来，动作慢了一点儿，被关老师袭击上了，挨了一顿耳光。

　　康德九年（1942年）我高小毕业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从三月一日（建国节）开始，在首都新京（即长春）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把侵占十年中掠夺的战利品和在太平洋战争中，从东南亚各国夺来的战利品，集中在这里，显示“大东亚圣战”的“辉煌战果”。这年九月，这个博览会闭馆前夕，为了对被奴役的儿童，强化奴化教育，扩大精神侵略的战果，叫我们成为没有思想的奴隶。他们大发慈悲，免费从各地组织学生到新京参观“大东亚博览会”。我是这年高小应届毕业生，结合修学，组成修学旅行团。

　　九月二十四日，我们二百多名学生，在四位老师的带领下，向首都新京进发了。次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北满的大城市，人口五十余万，在这里停留一天，参观了孔庙，游览了市容，当晚又继续前行，二十六日早上，便到了首都新京。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两天，当天上午我们到了爱新觉罗?溥仪的宫内府（即皇宫），我们在皇宫广场前，毕恭毕敬地行了九十度的礼，表示对于满洲国皇帝的忠心。然后，老师带我们到了忠灵塔，让我们为侵略中国而死去的日本军人默哀。下午又来到国务院，在外边照了像，又去南岭参观和参拜了供奉天照大神的“建国神社”，除了看到各种不同规格的建筑物外，就是听解说员宣扬日本人的丰功伟绩，满洲的建国历史。第二天我们集中地参观了位于大同公园的“大东亚博览会”。

　　博览会规模很大，共有三十多个展览馆：什么“工业馆”、“农业馆”、“水产馆”、“电电馆”、“电业馆”等等，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吹嘘。这里陈列的展品，除了一些殖民地工、农业产品外，都是从被占领和被压迫民族身上榨取和掠夺来的所谓“战利品”。这一次修学旅行，在我们儿童心里，得到的体会是，我们的“亲邦”日本大和民族所组成的军队，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武运长久的部队。只要以死效忠天皇陛下，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和东亚新秩序。一句话，日本人在我们儿童心灵上进行进一步的摧残和奴化，想使我们由不自觉的亡国奴进一步奴化成自觉的亡国奴。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谓“用心良苦”哇！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最激烈阶段，为了推行殖民主义，称霸全世界，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优秀的大和民族”青壮年都被迫出征了，他们的膏药旗已经插到了东南亚各国，并拼命向全世界扩张。由于所谓“一切为了必胜”、“一切为了大东亚圣战”，在东北和全中国各地，经济上实行物资配给制度，把粮食布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控制在定量供应上；政治上实行“强化治安”，加强了特务、宪兵队的活动，各行各业都派进了特务，满洲各地成立了矫正局，在酒楼、茶馆、影院、戏院等公共场所到处张贴“勿谈国事”的布告，无数的所谓“反满抗日份子”被抓去矫正局严刑拷打后放血处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酷刑，即将人逮捕，送矫正局拷打后割手腕上动脉放血处死），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东北。

　　牡丹江这个所谓的“东满总省”省会，“九?一八”事变后，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年浩劫，已经是个典型的殖民地了。日本向整个城市大批移民，在不到二十万人口的牡丹江，日本人占了一半，日本的商品、工业品、药品占据了整个市场。

　　日本人对满洲不仅输出商品，而且早已输出资本了，他们把鞍山钢铁厂，改为鞍山昭和制钢所，把东北铁路改为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的电报局改为满洲电报电话株式会社，电力、石油等等均变为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的总裁都是日本的大财团的头子，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操纵着满洲的政治、军事，而且掌握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和文化事业。为了“圣战”，日本内地和在满洲的日本青壮年都远征南洋。日本大财团掌握的满铁株式会社、电电株式会社等，这些完全是日本人为社员的垄断企业中的在乡军人（退伍的日本人）也奉调充实前线、使得企业员工严重不足。他们不得不在各地招工，用免费速成的办法为他们培训一批廉价，忠实的劳动力。1943年初就在牡丹江市各小学的高小毕业生中招考一批徒工，我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家里无力再供我上学，我就报考了株式会社的招工，考取了电电会社。那时被奴化教育六年的我刚十五岁，觉得能进日本人的电报局做工，是莫大的光荣。这年二月通知我去电报局报到，先叫我们在局内当信使（即勤杂工），就是做在屋内传递电报，搞卫生、扫厕所的活儿。两个月后通知我们入学了，地点是大连电电养成所（技工学校）。

　　我告别了妈妈，和一块考上的同学朱玉深、王兆文三人乘车南下了，一个十五岁从未离开母亲的孩子，背井离乡远去千里之外的大连，那种感情，无以言表。我喜欢念书，学校给了我儿童时代的欢乐。我念小学四年时父亲不幸去世，妈就不让我上学了，我哭着、闹着才又念了两年，高小毕业本应再念国民高等（中学），可是父亲去世，没有了经济来源，做寡妇的母亲承担不了我的学费，我们这些穷孩子不花钱做学徒是唯一的出路。

　　四月十日晚，我们一行三人抵达了我们羡慕已久的 “关东州厅”所在地——大连。我们走在大连市区，发现“关东州”地区与满洲很多不同：行政属于大日本帝国，所有街道，不是叫“町”就是叫“通”，日本式的建筑屹立街头，墙上到处是画着两撇胡画像的人丹广告，到处是神社，到处是日本的膏药旗在飘扬，警察穿黑色制服，腰间带小短刀，帽子上有红圈。这里有三多：穿木头鞋的“大和民族”显得异常多，会说流利日本话的二鬼子举目皆是，警察、特务、宪兵比普通人多；这些景象，使我们感觉已经到了异国他乡。

　　四月十二日，我们开学了。电电社员养成所设在桔梗町120号大连南山下，面向桔梗町，背靠南山。二层楼，有一个大礼堂，二十几个教室和实验室，有个五百平米的大操场。学校共分二十一个班，每班五十人；电信十四个班，机务七个班；东北各地来的学生和本地学生分别编班，因为本地学生都精通日语，关东州地区生源单独编三个水平不同的班以区别对待。一千多学生在两个大宿舍住，我们分在鸟町寮（即宿舍），另外几个班被分在站前寮，宿舍距学校都在十华里以上。鸟町寮，是个长有五十米，宽三十米的三层楼，刚竣工，脚手架还没拆；一楼是大食堂、浴池、收发门卫，二到三楼是宿舍，每室住十八人，都睡在两侧草垫子上。

　　学校有四十多名教职员，除两名二鬼子外，全是日本人；有两名日本教官，老教官是中尉，小教官是上士。我们分到电信十一班，教我们的日本老师叫森川，四十岁左右。说养成所是学校，不如说是集中营，我们说话不自由，行动也不自由。从表面上看，发给我们战斗服，带上日本的战斗帽，衣着整齐彬彬有礼，揭开这个面纱，可以看到我们是亡国奴，不如日本一条狗。这是一个日本人做教师，满系人（中国人）做学生的集中营，是一所为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日本军国主义财团培养廉价奴隶的场所，他们要求要快、要好，所说的快，就是速成培养的时间短，所说的好就是法西斯奴化的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我们共有十门课，除了通用日语外，设有收发报、地理、历史、英语、电磁学、代数和军体课。每天要上七到八节课，晚上有自习。老师和同学、同学和同学之间，都必须说日本话，老师发现谁说中国话，就会打耳光。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北满入学的学生难坏了，日本老师上课时用日语，讲代数、英语、电磁学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理学的是北海道、九州、四国，东京、大阪、神奈川等日本的地理；历史课学的是明治、昭和等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照大神，武士道精神；上政治课，每周集中在礼堂，听日本校长作形势报告，讲“大东亚圣战”的大好形势；每周有几节军事训练，在日本教官带领下，练冲锋爬山，拼刺刀，磨练战争必胜信念，吹嘘日本人的武士道牺牲、绝对服从精神，“是！是！是！服从！坚决服从！”成了我们的口头语。

　　我是北满来的学生，除了会日本语的50个字母和“早安、再见”外，什么也听不懂。日本人上课讲英语、代数、电磁学……，我一窍不通，我爱读书，坦白地说从小学一年一直到六年，从没有落后过，没有因为学习不好而挨过打。这回可把我难坏了，日本话我不懂，尽管我精神高度集中，只是听懂一两句，还是不能明白。我听不懂当然也无法消化。上课我提心吊胆，我最怕演代数题和上英语课，在夹杂着A、B、C等字母的代数课上，我除了认识“十”“一”号外，什么也不知道。教我们这门课的是一个胖胖的四十上下岁的日本人，课讲得很快，可是我总是盼下课，至于作业我只好照别人抄了。

　　一天老师出了几道题，叫同学们在课堂演算，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无从下笔。这个日本胖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一声令下，把我叫到黑板前，给我一支粉笔，叫我在黑板上演算。这下可坏了，我根本不懂，怎么能算出来，我瞅着那些“十”“一”号和字母发愣。手哆嗦得不知如何下笔，愣了半天。先生看啥也没写，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的不明白？”他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就发火了，用不成熟的中国话说：“你的，什么干活，猪的一样，死啦死啦的有！”骂过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指着“十”号又说：“你的，不明白？死了死了的有！”说完就气冲冲地下课了。这一天我到宿舍就哭了。我不是不愿学习也不是不专心学，在学习上我一向是努力的，可是这回可把我整住了。

　　还记得有一次上英语课，一个有些白头发的日本老师，教英语说“这是一本书”，他叫用日语回答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念这句英语。念了一遍他说，不对；念了一遍他又说不对。旁边同学小声告诉我，老师是叫我翻成日语，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总算躲过了这顿毒打。为了听懂课，我不得不专心学日语，晚上寮监（即值宿老师）查过各寝室后，走廊熄灯了，寮监室灯也熄了，我就偷偷地爬起来，手持速成日语本，在楼梯灯光处，悄悄地学日语，天快亮了，我再偷偷地回到寝室躺下，起床时和同学再一块起来。有时白天上课打瞌睡，下课就到水槽旁，用冷水浇浇头，精神一下。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和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日本话这一关算闯过来了。除了这些繁重的文化课外，最折磨人的就是法西斯的军事训练。我们最怕那个二十多岁的日本军人上士小教官。这个法西斯匪徒，打人最狠。

　　上军事课，他教我们劈竹剑，互相砍杀刺枪、冲锋、卧倒、打耙，把我们都要弄死了。我们学校南面的山叫大佛山，他经常训练我们爬山、冲锋、卧倒，往往我们正在冲锋时就命令卧倒，匍匐前进。不管前面是水沟、粪堆，还是石块就一直爬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令下如山倒，面前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卧倒或冲上去。训练结束，我们身上到处是伤。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和电十二班在一起上军事课，正值三伏，太阳晒得我们汗流浃背，小教官为了培养我们的武士道精神，他在讲台上喊了个立正，一百多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就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强烈的阳光下。他走在每个同学后面，矫正着立正的姿势，一会儿踢踢这个孩子的腿肚，一会儿碰碰那个的脚跟，发现谁身体弯曲，站得无力，就给几个耳光打肿了脸，你还得说“是”。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的汗从头流到脚跟，衣服裤子全都湿透了。站的同学腿发麻，眼睛冒金花，体格弱的人渐渐支持不住，相继晕倒了。上军事课许多同学被打得鼻青脸肿，如果上军事课没挨打，那真是破天荒了。

　　每天第二节下课后，都要集中在操场做课间操，一千多学生，整齐的在操场上做操后，被命令都坐下，命令全校学生脱光衣服找虱子，找到后要卡出声来，日本先生总是捂着鼻子站得远远的，用高傲的口吻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和猪一样”。在这些“优秀”的大和民族眼里，满系人和畜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瞧不起我们，讽刺我们，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用埋汰虱子侮辱我们的灵魂，培养儿童们的自卑感。

　　为了控制这些满系人的行动，规定除了周日放假，可以请假外出外，平时严禁外出，每日起床梳洗完，统一排队进食堂早餐后，在寮前，各班集合成长队，由值宿老师带队，奔向十里外的学校，他们在宿舍，在学校门口设警卫和岗哨，谁也不准外出自由行动，大连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在校服肩上带上标明所在学校的校章。特地成立一个监督中学以上学生言行的校风校纪校外监督队，这些穿着便衣的特务散布在大街小巷，星期天外出必须穿校服和经值班老师批准，门卫才能放行，有的学生犯了纪律，特务们知道后，就通知所在学校，轻者挨教师耳光，重者关禁闭反省，我们的言行在校内不自由，在校外也不自由了。

　　他们推行新经济政策，把用武力在农村强征的出荷粮（公粮）中的大米、白面、大豆定为甲类，把高粱、玉米、小米等杂粮，定为乙类。法律上明确规定，甲类粮（细粮），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乙类（粗粮）供给劣等民族（满系人），在伪满全国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给日本人发红皮的粮本（通帐），规定红粮证每人每月供应大米、面粉30斤，黄豆10斤，给满系人发绿皮粮本，规定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部分杂豆。

　　他们从农村强征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供给大和民族外，就是供应东北的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大米白面等细粮，成为日本人的专用，严禁满系人食用，发现满系人食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就抓进八离子或出劳工。我们入学后，一天三顿都是玉米饼子，我们鸟町寮，共住七百多名学生，这个宿舍的一楼是一个大食堂，食堂很大，长约50米，宽约30米，一次可容700-800人进餐，我们早晨起床一小时后，听见铃声，舍长在走廊集合好本班学生，有秩序地进入大食堂，在自己固定的位置坐下，每张桌子八个人，面对面坐下。桌子和桌子之间放个木桶，里面是开水，每人面前放一个搪瓷盆子，盆内是一碗大酱汤，盆上摆一个玉米饼子，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早餐了。

　　在开始吃饭前，教师喊口令，让我们先低下头默哀，然后说，“依它它克马斯”，意思是说，这顿饭是日本皇军流血牺牲换来的，是天皇陛下赐给的，要感谢他们。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将大饼子吃完，把汤喝光，再一齐说，“狗其哨沙玛”，表示感谢天照大神。中午在老师监督下，也照样念完早上那套经文，集体午餐，里边仍然是一个饼子，和一些日本海带咸菜或萝卜咸菜。一日三餐千篇一律，头两个月我们还能吃饱，两个月后就变了，饼子越来越小，随着学校法西斯训练的加强，饼子日益缩小，饥饿感就逼近了，每顿都是像拳头大的饼子，只能吃半饱。没有办法，早餐前就先喝一肚子水，然后再将大饼子吃下算能撑饱了。可是到课间撒了几泡尿，肚子就又空了，饿的滋味真难受，五脏六腑闹翻了天，肚内像吊个东西，发空的厉害。大东亚共存共荣，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饱呢？黄种人团结、日满一心一德，可是为什么人家吃大米，而我们连玉米饼子还不能吃够呢？这些我们想不通，肚子饿了，不允许我们想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刚下第二堂，几个同学就把午饭吃了，吃了大饼子虽暂时稳住了神，可是到了中午倒霉的事就发生了。

　　这天中午，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怕被老师看见残缺不全的午饭就故意用盆子盖住，企图蒙混过去，可是老师好像事先知道一样，突如其来地喊了一声“立正”！我们马上都侧身到桌旁边的空道上，然后又叫向后转齐步走，把我们调开自己的桌子，先生挨个检查每人桌上的饭盒，他发现有的是空饭盒；有的是剩半个饼子，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事先都动了午饭，这可非同小可，他立刻命令都到走廊集合。他先骂“混蛋”、“畜牲”，然后就对每个人左右开弓地打起耳光，打得我们昏头转向，两眼直冒金花。这场暴行之后，对全班同学训起话来：“今后谁再敢违反纪律，提前动午饭，严加惩办！”这顿耳光打得我两腮肿得像两个馒头一样，疼得吃不下饭去。老实说我不是有意违犯纪律，实在是肚内空得厉害，饿得忍无可忍。从此以后，我们也只好下课后到水龙头处，喝一肚子水，坚持一下，中午饭再也不敢提前吃了。

　　饿，这是一种比什么都难受的感觉，但只是饭前多喝水，或是把裤带紧了再紧仍是无济于事的。又过了几天，饼子不但在量上缩小而且质上也变差了，往往是用发霉的包米面做的，吃到嘴里又苦又辣，被沙子硌得难受，可是仍然填不饱肚子。饿了什么办法都想，为了吃饱，我和同学们不得不利用礼拜天到西岗子破烂市去卖东西，我来时穿的唯一的一套协和服当作破烂卖了。当时大连苹果最贱，我们花了4元2角买了一扛（10市斤）青苹果，肚子饿了偷着吃几个，却仍然是杯水车薪哪。

　　东西卖光了，苹果吃光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我们同来的朱玉深同学提议，周日外出时去星个浦海边抓点儿海物充饥吧。礼拜天，我们三人在寮监那儿请了假，带上发给我们的桶式饭盒，兴致勃勃地来到海边，我们从落潮后沙滩上的小洞里掘出小螃蟹，装入饭盒，放上水，架上树枝煮起来，我们幻想能填饱肚子兴高采烈地美餐一顿，哪曾想小海蟹并没有肉，去了壳和五脏之外，只剩下那股特殊的咸味了，我们本来天真地以为可以饱餐一顿，结果是一场空欢喜。饿，教我们找不出用什么词句去形容它好，那滋味让我深深地铭刻在心：饿得六神无主，抓耳挠腮，胡思乱想，昏天黑地。

　　我们总是天真地幻想着：大东亚圣战能早日完成，我们的期盼是日本人能从太平洋彼岸给我们带来粮食、胜利品，让我们吃饱肚皮。希望虽寄托在皇军上，可是日复一日仍然只吃发霉的玉米面饼子，不仅仍然吃不饱，还经常拉肚子，许多同学得了肠炎，跑厕所，结果又有人为此而遭殃。

　　记得是端午节的前夕，在站前寮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同学在半夜拉肚子，憋不住，就在楼梯拐弯处便了。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这天学校大发慈悲，早饭食堂摆的是黑面馒头，学生们排队到食堂去准备吃顿饱饭，日本寮监在楼梯口突然发现有一泡屎，立即火了。他把全体同学集合起来，训话道：“这是谁拉的？你们如果不承认今天早上都不要吃饭！”说完老师就进屋吃饭去了。这天是端午节，我们站在食堂旁，眼睁睁地看着每人面前发的两个黑馒头，望眼欲穿。馒头凉了，菜汤凉了，水也凉了，心里饿得直闹腾。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从早晨一直站到十点多，仍然没人承认。有个闹肚子的同学，忍不住拉了一裤子。老师从室内出来，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突然一股刺鼻的气味被他嗅到。他立刻把这个湿了裤子的同学从队伍里拎出来，不由分说就是几脚，手上左右开弓，把这个同学打得鼻青脸肿，打完后带出食堂命令他跪在大便前，然后转过来对大家又怒斥一番，才命令大伙用餐。后来知道，这个跪在大便前的同学一整天没给饭吃，晚上又把大便打扫干净，才算了事。

　　饿！它照样日日地威胁着我们，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来办法。忍耐吧，吃不饱，腹内无食，怎么能安下心学习？饿！那是难以忍受的，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只有两条活路，不是去偷就是逃跑。偷，这又是多么可怕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呀！每提起这些我就会想起一件事情，令我的仇恨和愤懑之情难以平息。

　　这是开学两月后的一天，放学之后，我们鸟町寮六七百学生进食堂吃晚饭。刚坐好，一个同学起立向老师报告，他们有三个同学桌前的小盆里没有饼子，日本寮监走过去一看，果然少了三个。查问炊事员，得知并没有漏摆后，三四个寮监回到大厅中央，大声地漫骂，逼问“饼子是谁偷了”。他们骂了一通，逼问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就大为光火。寮监逼问各舍舍长，舍长的脸都吓白了。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数百名孩子，因为大家知道日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残酷。谁也都知道犯了这种错误，就是不死也要扒层皮，每个人的心都紧张地跳动着，每个人的眼睛都露出恐惧的光芒，年龄小的只能拼命地压制着不敢哭出声来，寮监用那种几乎要吃人的眼睛盯着每一个人，整个大食堂静静的连个大喘气的声音都没有。这天是日本上士教官山下值班，这个人打人最狠，只听他一个人走来走去愤怒地谩骂。

　　二鬼子王老师，破例用中国话说：“是谁吃了，快出来承认，不然你们谁也别想吃！”这么多的人，是很难查清的，但找不出又怎能罢休？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山下按捺不住了，他的“武士道”精神，终于要发作了。他开始用竹剑点名：他手持竹剑，两手举过头顶，使出平生之力从桌子一端抡起，在同学们的秃头上“点”起名来。不偏不倚地每人一下子，六七百个同学谁也没有躲过这一劫。打了之后，每个秃头上都起了个血包，我们不敢哭，也不敢去摸，只是含着泪水，仍然胆战心惊。难道他们不是爹娘养的吗？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呢？

　　这个竹剑点名像暴风雨般地过去以后，事情仍无结果。是谁偷的呢，有的同学心里明白，但谁也不愿意出卖同学。这么多的人，他是不会有特殊处理的，但不找出来，他们又怎能善罢甘休！鬼子继续在咆哮，他们叫舍长到前边集合，逼他们说出偷饼子的人是谁，可是仍然一无所得。后来他们叫舍长按顺序排成一行，自己带着教师到寝室进行大搜查，在搜查到电信九班寝室时，在自习桌里发现了半个饼子。这下匪徒有了主意，回到大食堂命令电九这个寝室的同学全到中间来，排成两行，并严厉指责道：“你们中间是谁偷的，快站出来！”大家默不做声。于是法西斯教官喊了“前排向后转”的口令，两行同学变成了面对面。他命令前排同学打对面同学的耳光，谁也不敢不打，可又不忍心去打一起受罪的同学，“啪”地一声打在同学脸上，被打的同学难过，打的同学更难过。鬼子看到同学们都不使力气打，就火了，立刻把打人的同学拉到面前，照他脸上就是一耳刮子，一下就把人打倒了，打完了后，又威严地训斥道：“看见了没有？你们就这样打！”打人的同学含着泪，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们面对着同班同学，仍然不忍心下手。被打的同学终于说：“同学，你狠狠地打吧，不然他们不会饶了你的。“乒、乓”的耳光声又响了起来。打过一阵又命令被打的反过来再打打过人的同学。

　　正在同学们互相殴打的时候，一个高个子同学突然从互相殴打的队伍中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说：“不要打他们了，是我偷的！”

　　这个高个子，黑脸膛的同学，是北满横道河子考来的，叫陈景文，是电九班中个子最大的一个。他身体好，爱运动也爱打抱不平，大家都熟悉他。的确，他身体好，个儿又大，但也和我们一样，每日三餐吃那么点儿，这不要命吗？在饿得锥心刺骨的情况下，偷了几个饼子，又是多么无奈的呀！

　　寮监看有人站出来承认，点了点头说“腰西”（“好”的意思），把陈同学叫到跟前，大声嚎叫着：“饼子是你偷的吗？”

　　“是，是我偷的。”陈同学直截了当地回答。

　　“为什么偷饼子？为什么偷饼子？！”

　　鬼子像连珠炮似地逼问。陈同学默不做声，可寮监处理这类问题，向来是残酷的。三四个鬼子围上他，不顾头脚地打了起来，打过一阵似乎觉得不够劲儿，几个匪徒又举起了竹剑，“呀！呀！呀！”地砍杀起来，显然他们是用活人当靶子，在演习“军事训练”。竹剑是日本人头戴铁笼，身穿竹衣，上军事训练时练习砍杀的，陈同学既没穿竹衣又未戴上铁笼，只穿单衣服，怎能受得住呢？不一会儿就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大家红着眼睛看着，血脉膨张，可所有的怒气和屈辱只能强忍着往肚子里吞咽。饿！这是我们能仇恨的敌人吗？发霉的饼子少了几个，对于学校的状况有什么损伤？我们的一条命，还不如三个饼子值钱！

　　寮监看陈景文已只剩下一口气，这才罢手，开始训话：“你们听着，打死一个两个没关系，你们看见了吧，谁要再偷，和他一样！……”

　　就在这天晚上，陈同学咽气了。人死了，汽车拉出去，就完事大吉。在那个被称为日本本土的关东州，死几个中国人，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这起令人发指的残杀事件的结果毕竟教人无法接受，同学们得知了陈景文的死讯，忍无可忍，再也不愿眼看我们的同学被任意屠杀，也不能在这儿等着饿死。我们商议后，派出学生代表和校长谈判，提出：不挨打；外出自由；要求吃饱饭，不吃发霉的饼子，允许从家里补充食品。但是日本人对我们这些维持生命和起码尊严的正当要求，根本未予理睬，我们的生活状况仍然是日复一日地恶化。主食饼子，不仅没有增大，而且在发霉的包米面里又掺进了橡子面，吃到嘴里，又苦又辣，难以下咽。

　　同学们再也无法忍受，一个普遍要逃跑的思想气氛和其后大规模的逃跑行动出现了。每天早上点名都发现少了几名同学，寮监严厉地逼问着各室室长，有的室长因为这事挨了耳光，寮监在门前加岗，严禁外出，派人到车站去堵，几个同学被抓回来挨打，关禁闭，但仍然无效。同学们逃走的方法更多，反正他们不能一个人看着一个人，夜间从三层楼上，从没拆完的脚手架上，用绳子将行李送下来，有的同学索性连行李也不要，逃出来绕道走，步行到小站上车。学校采取许多办法威胁、处罚、监禁、加岗，仍然不能防止大批大批的减员。

　　几天的功夫，学生跑了三四百人，学校完全束手无策了。由于学校大批减员，他们的上司愤怒了，严厉地批评了校长。减员，大批大批的人员流失，打乱了他们的培训计划，使他们大伤脑筋，迫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实际问题。他们在全校同学逼迫下，终于答应了两项要求：大饼子不再分发霉的，个儿尽量大些；允许同学由家里寄食品，补充不足。

　　学校答应了这两项要求，逃跑率才慢慢降了下来，可是这一斗争已经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原来一千多名学生，只剩下五六百人，打击了他们补充劳动力的计划。迫使他们在第二年底在当地成立养成所，采取现地培训以解决燃眉之急。新京养成所，牡丹江电电养成所应运而生。但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这批学员学到一半，东北就光复了。

　　我所在的电信十一班，开学时五十人，毕业只剩二十五人，减少了二分之一，从此学校的法西斯教育不得不由硬的办法，改为软硬兼施。虽然发霉的大饼子不吃了，食物仍然不足以应付那严格的军事训练，我知道家中同样靠配给制生活，每月入不敷出，年迈的寡母，在千辛万苦中熬煎，哪有余粮寄给我，能忍心叫苦心操劳的妈妈挨饿吗？过了几天，许多同学寄来了钱或食品，可我仍然完全靠学校的那仅够半饱的粮食。饿，仍然威胁着我，逼得我无路可走。不是伸手向家要，就是想办法逃走。走，没有路费，上千里行程，怎么回去，而且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回去能干啥？不能走，只有往家里伸手要粮了。想到家中困难的情景，真不忍心啊！面临着饿的逼迫，左思右想难下决心，同学们看见我左右为难，有时从他们寄来的食品中给我分点儿，但这也总不是长久之计。最后我终于下了决心，给妈妈寄了一封信：“妈，我刚提起笔，眼泪就止不住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里生活太苦，吃不饱，请家里想想办法……”写完信一看，似乎太让妈妈担心，但这铁一般的事实，我无法不实说。就这样家里那年迈的妈妈，把配给家里还不够吃的包米面，高粱米面，炒成炒面加点盐，一批一批地寄给了我，我饿得实在难受的时候，用开水泡成糊糊填饱肚皮，就这样好歹在饼子加糊糊粥中度过了上个学期。

　　下半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被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打垮了。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国家企图独霸世界的战争已开始走下坡路。为了在南印度洋和珊瑚岛等地进行着的海战，从远隔几千里的日本本土，大和民族的青壮年们几乎全部出征了，国内只剩下妇女和老弱残兵。为了培养二鬼子作他们的帮凶，我们学校的军事训练也更加残酷。他们组织了两次强行军，一次是距大连几十里的旅顺口东鸡冠山。

　　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副武装，背上十几公斤的背包，爬山越岭，披荆斩棘，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冲锋，从满天星斗的时刻出发，中午到达途中的凌水寺。到这儿我们以为总该休息一下了，我们刚躺下伸伸腰，日本教官就吹起集合号，命令我们急行军向旅顺前进。我们又困又累，脚下无力，东倒西歪，不是跑就是爬，可把这些孩子折腾死啦。

　　到旅顺行军是有它政治目的的。因为旅顺口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主战场，这场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日本教官带我们爬上了东鸡冠山。在北炮垒俄国少将战死的地方，他大肆吹嘘了日本乃木大将的丰功伟绩，讲了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狗咬狗战争的经过，又领我们参观了海口要塞和日俄战争纪念馆，讲了日本军人以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无非是吹吹牛皮而已。第二天晚上坐火车返回了大连。这不是学校当局发善心，而是这帮孩子累得病得实在走不回来了。

　　不久又举行一次耐寒行军。十一月末，东北已进冬季，给我们发了一套冬季服装。这套黄呢子冬服，说是呢子的不如说是多缝了两个袖筒的麻袋，根本不御寒。大连虽说是海洋气候，冬季早晚也是滴水成冰，这天学校组织了耐寒行军、地点是金州大和尚山响水寺。距大连七十里，天刚亮，就把我们折腾起来，吃过早饭全副武装进行长途跋涉。寒风从海面吹来，身上冷得要命，同学们只好互相依靠，挤着走才感到温暖些。突然一个跑步前进的命令。我们加紧脚步奔跑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了。

　　有些同学掉队了，有些同学倒下了，几次折腾后，命令就地宿营，埋锅造饭。吃过饭，累得两眼一黑，就进入梦乡。鬼子故意拿我们开心，说有情况马上集合，跑步前进，教官说山上有敌人，命令我们向山上冲锋，大和尚山是个很高的山，我们举着木头枪，汗流浃背地一会卧倒，一会前进，衣服刮破了，手脚流血了，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训练结束，老教官做了报告，他举例讲了袭击珍珠港的经过，偷袭胜利就是因为日本空军将士有为天皇陛下以死效忠的忠心，就是因为训练出一支武运长久，具有武士道精神，训练有素、攻无不克的军队，日本的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具备为天皇陛下以死效忠、自我牺牲的精神，都应当训练成勇猛无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勇士。无非是灌输他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必胜信念，增加我们二鬼子服从命令，甘心当奴隶的性格。的确，有些中国人，被他们奴化的时间长了，自然变成二鬼子。经过日本统治二十多年的关东州，许多青壮年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就在这年中秋节这天晚上，在站前寮发生了一个可气又可笑的故事。

　　有一个卖花生粘的当地小贩，大约四十多岁，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每晚在站前市场摆一个卖花生粘的摊床，对日本人说日本话，对中国人也说日本话，硬装日本人，站前寮二班有几个同学熄灯后溜了出来，凑了几分钱，去小摊买花生粘，这个二鬼子不说中国话竟说日语，用日语说：“滚！滚！滚！不卖！”而且用日本话骂他们，和日本人一样，歧视和污辱中国人。这下可把这帮孩子惹急了，大伙一合计围上了摊床，一个同学喊“一、二、三”，一齐动手将摊床掀翻了。花生粘撒得满街都是，几个同学每个人拣一些就跑了。

　　这个二鬼子，记住了同学肩上的符号，第二天就找到了学校。接待他的是日本老教官，这个小贩用流利的日本话反映了情况，老教官愤怒了，把这个二鬼子带到各班辨认肇事者，有个大个子同学被认出来，日本人对于敢违犯纪律的同学，从不迁就，把这几个人叫到前面，左右开弓打了顿“协和耳光”。在这个划入日本版图的关东州，中国人冒充日本人对中国人说日本话，硬装日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事例太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精神侵略，已经渗透到青壮年的灵魂深处。

　　下半年我们的生活依旧是半饥半饱，妈妈接连不断地给我邮炒面，我过着饼子加糊糊的日子。

　　这年的中秋节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满足满系人过节的习惯，日本统治者发了善心，在定量供应的粮食中，按人口每人配给一斤面粉一个月饼，我家领了五斤面粉、五个月饼，妈妈和家人舍不得吃，把面粉炒成油茶面和五个月饼打包寄给我，我高兴极了，认为这回可以饱餐一顿了，我高高兴兴去老师办公室取包裹，接过已拆开的残包，却立刻傻眼啦，五个月饼不翼而飞，油茶面只剩一半，月饼和炒面已被鬼子分吃了，手捧残包我愤愤地走出办公室，我恨他们——日本鬼子！他们天天吃大米白面，为什么还从孩子们口中夺食，我们同学偷吃几个饼子，他们就把人活活打死，他们偷我们的怎么就是天经地义的行为呢？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就是日满一心，共存共荣吗？

　　下半年为了配合他们的大东亚圣战，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了。各行各业都有特务监视，所谓中学生校外风纪队，名义上整顿校风校纪，实际上是进行特务活动，正是他们提供了情报，有的同学受了处分和失掉了自由，有的学生下落不明或被杀害。

　　我们在战争、恐怖、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状态下度过了下半年，一年的学校法西斯生活，究竟杀害了和逃跑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我只知道我们班开学五十人，毕业只剩二十五人。1944年3月我们毕业，去电报局工作，直到一年半后日本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