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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国迟早会崛起”
——访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本报驻慕尼黑记者 严建卫
2006年9月12日，汉堡市中心的“新闻大楼”。记者如约来到德国《时代》周刊总部，在大楼五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际著名政治家——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
88岁高龄的施密特正在忙碌，他看完一份材料后又向秘书交待了几件事情，然后点燃一支烟，开始接受记者的采访。
30年内15次访华
记者：您第一次访华是在1975年，从那时起，您又多次去过中国（施密特插话：总共15次），可以说，您是当今世界很少几位有机会从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西方政治家之一。 您在几十年的对华交往中得到了什么印象？
施密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巨大变化。30年前，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国家。那时的中国人几乎都是穿着同样的棉布衣服。然而，如果今天再去中国，这个国家，至少是许多城市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飞跃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
多年来，我先后认识了邓小平、江泽民和朱镕基等一大批中国领导人。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勤奋、能干。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循序渐进地搞发展，这与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完全不同。当年，苏联政府将许多步骤一起推进，结果使苏联经济陷于混乱。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是一步步地推进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估计，在未来10年内，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20年内，中国的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三大货币之一。不过，中国的改革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贫富不均，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问题等等。中国的人口是德国人口的15倍，因此中国要想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其难度也要比德国解决自己的问题艰难15倍。
20年前就看好中国
记者：大概在七、八年前，您曾访问中国。我在北京的一场活动中听了您的一次演讲。就是在那次发言中，您对人民币的前景提出了大胆预测，令当时在场的许多中国人感到吃惊。为什么您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看好中国？
施密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部题为《人与强国》的书。其中我主要谈及了世界的三个国家，即：美国、苏联和中国。因为我相信，中国迟早会崛起的。所以我看好中国还不是单在90年代末，而是在更早的80年代。
我在中年时期曾经写过一部关于核战略的书。当时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讨论促使我在60年代即已开始重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战略地位。35年前，我任德国国防部长，因两国尚未建交，我无法去中国访问，但那时我曾走遍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地区、日本和韩国。我此举的目的就是想在外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但我坚信，这场动乱最终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70年代德中建交后，我于1975年作为第一位德国总理访问了中国，因为此前15年，我已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而且它的战略意义还会与日俱增。我之所以一直看好中国，乃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有发展前进的巨大潜力。
中国将会改变世界
记者：最近德国《时代》周刊报道说，您将与德国《经济周刊》驻京记者弗兰克·希伦合著一部名为《邻居中国》的新书，可否给我透露一点该书的内容？
施密特：这本书是以希伦提问我来做答的形式撰写的，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我与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从中国古代的汉朝一直谈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当政的时期，既谈论历史，也涉及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德国读者介绍一个现代中国的背景情况，要使德国人知道，中国如果没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也许就不会延续到今天。同时也想告诉德国人，孔子和孟子都是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同时代的人物。
记者：《时代》周刊介绍说，这部书告诉人们，中国将会怎样改变世界。那么，中国近年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施密特：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上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飞跃意味着中国对石油、天然气、能源、原料、钢材以及航运和空运等方面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中国出口的扩大又使国际许多工业领域出现了日趋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从儿童玩具起始，到了手机时代仍未终结，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到所有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国不仅是一个日益深化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日渐强大的竞争者。
第二，文化方面的影响。我以为中国会像明、清以及唐代时那样，采取一种比较收敛的态度。中国从来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对于这一点，世人都不必感到害怕，外国人至少应该去尝试了解中国。
第三，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近年来，有些美国人明显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担忧。他们不仅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经济竞争，而且也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20年来，我一直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这种强大并非表现在军事方面，而是反映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几百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海外建立过殖民地，也从未对外民族发动过侵略战争。相反，在历史上，中国却多次被外族侵扰，比如二战期间遭到日本的侵略。中国与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有很大的区别，它历来不具备扩张性和进攻性。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政府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外交传统。当然，今后也有可能会发生某种对中国构成挑衅的事件，从而引发冲突。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一向十分节制，而且具备谅解的意愿和能力。比如，金门和马祖是紧靠大陆沿海的两个长期由台湾统治的岛屿，但大陆政府一直允许它们的存在。总之，我认为，未来北京政府将长期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德对华政策不会变
记者：今年5月，德国新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进行了她上任后的第一次访问。这次访问前后，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声调提高了。一些报刊抓住中国的人权问题或知识产权问题不放，以至不少中国人担心，德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发生某些改变。您认为是这样吗？
施密特：因为德国新政府组成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它的许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因此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做一些估计。我认为，未来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对华政策都不会发生改变。比如假使中美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产生了关系紧张，我估计欧洲不会介入这场冲突。欧洲国家的态度会比较保留，肯定不会像在对伊战争时那样，积极站在美国一方。
记者：由于小泉等日本政治家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亚洲国家与日本的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德国政治家与日本领导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您是怎样评价日本政要的做法的？
施密特：日本相当一部分政治家缺乏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不能认识日本加害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这种态度使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几乎没有朋友，而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完全在日方。当然，日本政界也有一些例外，前首相村山等政治家能够正视历史，但他们在任时间太短。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不聪明的，实际上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这样做还会使日本缺朋少友的情况继续下去。
（本报慕尼黑9月16日电）
“我每天都读中国媒体报道”
令许多人称奇的是，施密特长年跟踪国际形势，不懈地观察和思考，不停地著书立说。那么他是怎样安排日常生活、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信息的呢？
施密特告诉记者，他和夫人结婚已经65年，两人年事已高，夫人身体不好，因此近年来外出旅行和参加公开活动已经很少了。
施密特如今每周都要到德国《时代》周刊总部大楼办公四到五天，不过写作都是在家中。他说：“我每天仍要阅读许多东西，不少信息和材料是秘书帮助收集的。另外，我每天还要阅读中国媒体的报道。德国驻华大使馆每天都要整理一份三四页纸的中国新闻综报，他们每天也给我传一份。”
人物档案
“中国的朋友”——施密特
施密特1918年12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一教师家庭。二战期间曾经应征入伍。战后，施密特在汉堡攻读国民经济学。1945年，施密特加入德国社民党，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
1953年，施密特当选为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当年，施密特作为在野党的年轻代表严厉批评联邦政府的某些政策，其超强的分析能力和雄辩口才使他在德国政界声名鹊起。1962年2月，汉堡发生特大洪水，作为该市内政委员的施密特领导了这场抗洪斗争，表现出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才干，在德国赢得极高声誉。
1969年，施密特被任命为联邦国防部长。1972年，施密特担任了联邦财政部长。1974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因纪尧姆事件辞职，施密特就任联邦德国第5任总理。施密特在担任总理期间，对内着力解决就业，对外注重强化与西方的关系，同时也积极与苏东集团接触。1982年10月，由于执政伙伴自民党退出政府，施密特在一次信任案投票中落选总理。
施密特退出政坛后一直担任德国《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多年来，他作为一位“国际政治观察者”始终跟踪形势、勤于思考，不停地著书立说，被誉为“通晓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全才”。
施密特迄今已15次访问中国，认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几十年来，施密特一直关心中国的发展，并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常说，他是“中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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