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7位印度媒体记者受邀访问了甘肃省的甘南自治州，并乘坐青藏铁路上了世界屋脊，在日光城拉萨停留5日。尽管与西藏隔山而居，但在人口超过10亿的印度，有亲临藏区经历者寥寥无几。《环球》杂志驻印度记者特别专访了其中的三位——新德里电视台高级记者尼廷高凯乐、《先锋报》高级编辑索伯蕊甘古丽和《印度时报》新闻部主任兰简罗伊。

　　当记者请他们概括一下对这次中国之行的印象时，每一位都用了这样的词：“惊奇”、“令人惊讶”、“出乎意料”……

　　“兰州的机场比德里的都好”

　　7名记者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经上海，首站到达兰州。随行的中方人员向他们介绍说，甘肃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省份。

　　“于是，我的脑海里联想到印度比较落后地方的样子，比如北部的比哈尔邦。所以当我们降落到兰州机场的时候，简直惊呆了。机场的设施很棒，非常现代化，而且干净整洁。老实说，德里的机场也比不上。”新德里电视台的高凯乐说。

　　中国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程度，是这三位资深的印度记者首先提到的，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

　　“我们从兰州到甘南的藏族和回族村庄采访，沿途的道路都建设得非常好；此外，当地人也告诉我们，村里的电力供应很稳定，很少停电。如果这是上海就没什么奇怪的，可是在偏远地区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果。”《先锋报》的甘古丽说。

　　《印度时报》的罗伊也提到，在这10天里，即使乘火车从青藏铁路去拉萨的途中，他的手机信号也一直很好。“这意味着即使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中国人也建设了信号塔，这让我很惊讶。”

　　这些印度记者对这个方面如此关注，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是印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过去几年，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一些大城市持续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甚至拉闸限电的问题；各地公路建设慢、高速公路少也成为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的瓶颈之一。

　　“就这方面而言，印度有许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甘古丽说。她对中国西部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有深刻印象。她说，与印度许多地方相比，他们所到的中国村庄农业生产都要有组织和有规模得多，不少农民用上了新的农用机械和技术。

　　罗伊给《环球》杂志记者看了他在甘南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在收割小麦的农村少女，另一张是带着孩子的藏族牧民妈妈。他说：“她们看起来都很健康，笑得也很高兴。你看那个少女，她穿的衣服和城里人并没有很大区别。”

　　“这次旅行，我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真变得比较富裕了；很小的城市里都有很多商店，通常里面都是人，人们的购买力很惊人。”罗伊说。

　　甘古丽还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印度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并曾经发生过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冲突。“不论是在藏族村庄还是回族社区，我看到，中国为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从经济、教育到医疗，做出了许多努力。”

　　甘南牧区的藏民传统上都居住在帐篷里，随牧场的转移而迁移。甘古丽说，他们访问的村庄，政府正在鼓励牧民到房屋里居住。“虽然这是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但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定居后，孩子才能上学，人们也能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

　　在她采写的关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报道中，甘古丽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来改善宗教和族群关系，人们生活幸福，并且不以丧失宗教信仰为代价。

　　“中国正在推销西藏文化”

　　拉萨是他们此行的重头戏。

　　印度人对西藏并不陌生。分居在喜马拉雅山的两侧，过去700年间，丝绸之路有一条线正是通过西藏，连接着印度和中国其他地方，西藏商人赶着牦牛和马队来往于喜马拉雅山口之间，也带来了两地的文化和信息交流。

　　不过，过去50年里的西藏，在印度人脑海里意味着各式各样的负面新闻。因此，对甘古丽来说，这次的拉萨五日是“大开眼界”的。

　　“一走上拉萨街头，我就意识到自己过去对西藏的了解是片面的。”她说，“之前我一直读到中国政府是如何排挤藏族人、排斥藏族文化的报道，以至于我觉得拉萨应该到处都是汉人，藏族人都被赶到偏僻的农村去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拉萨街上有很多藏族人，他们穿着很好看的民族服装，我们去的餐馆和咖啡馆都是藏族人开的。之前，我也读到很多关于宗教压迫的报道，可是至少就我看见的，拉萨有很多佛教庙宇，庙里都是朝拜的人，喇嘛也到处可见。”

　　她说，来到拉萨之后，觉得之前读到的关于中国政府要破坏西藏文化之类的报道相当荒谬，“相反，我倒觉得中国正在推销西藏的文化，把这作为吸引外国旅游者的重要卖点。人们冒着高原反应的危险到这里来是为什么？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当然是独特的当地文化。我不觉得把拉萨建成小上海或小北京对中国政府有什么益处。”

　　担心西藏现代化的另一面

　　和甘古丽相比，没到拉萨之前，高凯乐和罗伊都对日光城有更为浪漫一些的想象。许多印度和西方的旅行者写过拉萨，在那些书籍和老电影里，拉萨是神秘的城市，是窗户狭小的藏式碉楼、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狭小街道和穿着皮袍的藏族人。

　　高凯乐说：“当我看到现代化的拉萨时，心里一下子不太能接受。当然布达拉宫、八角街和很多寺庙还是像书里写的一样美丽，但是拉萨的总体面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钢筋水泥的建筑，霓虹灯，宽阔的马路。我觉得有些悲伤，那些吸引我的古老而有魅力的东西正在消失。”

　　他说，同样的情形，他后来在北京也看到了，“这从来就是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城市一方面需要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发展而消失的常常是它最迷人的东西。”

　　“从旅游者的角度看，这点是令人失望的。”罗伊说。

　　他们一行是乘坐7月1日才正式通车的青藏列车进藏的，对这个非比寻常的列车都赞不绝口。高凯乐说：“火车很舒适，沿途的自然风光更是罕见。我在车上看到很多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要去西藏旅游，也看到很多西藏人回家。这列火车，毫无疑问，将把西藏和外部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不过，这三位印度记者也都表达了一些担忧：便利的交通将使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到西藏去做生意，肯定会给当地人带来一定的冲击。

　　高凯乐说：“采访过程中，我们听到一些担忧，来自发达地区的商人受教育水平更高，观念更开放，资本也更雄厚，当地的藏族商人很可能竞争不过他们。”

　　达赖，在岁月中褪色

　　既然来到西藏，所有的印度记者不可避免地都想采访关于达赖喇嘛的新闻。“我们想知道现在的西藏人是怎么看这位流亡国外的活佛。”高凯乐说。

　　在甘古丽看来，普通的拉萨人对过去那段历史保持着谨慎或者说淡漠的态度。“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多谈与此有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更多的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来关心现在和未来，应该怎样做生意，怎样工作，怎样改善生活。”

　　罗伊则表示，他们在拉萨遇到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发展经济。比如，乃堆拉口岸重新开放之后，西藏与印度怎样推进贸易往来，其中存在何种问题等等。

　　高凯乐采访了八角街的一位小店主。“他是个普通人，并不关心政治，对他来说，达赖喇嘛是位活佛，宗教和精神领袖；而且他也承认，现在的拉萨比达赖在的时候要繁荣得多，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西藏人是受益的。”高凯乐说。

　　他们同时发现，在老一辈的西藏人和年轻一代之间，对达赖也有不同的态度。甘古丽说：“拉萨的年轻人自出生以来，达赖喇嘛就不在西藏了，对他们来说，布达拉宫就是个博物馆。我不觉得他对年轻人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他们对他会有点好奇吧。”

　　中国的“印度观”改变了

　　甘古丽2000年曾经到过北京，当时印度刚刚进行核试验不久。她说，六年之间，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点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6年前来的时候，和中国人谈起印度，大家说的都是核试验、是批评。但是这次来，走在大街上就有人来打招呼，询问我是不是从印度来的，印度是个怎样的国家。和中国的官员见面，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怎样合作，发展经济和贸易。”甘古丽说，“可以看出来，现在的中国并不把印度看作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

　　高凯乐也表示了类似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印度充满好奇，而不是提防。他们在布达拉宫参观的时候遇到一位女士，主动上来打招呼说她曾经到印度旅行过，并且还想再去。

　　“现在的中国人给我的感觉是对自己的经济发展很有自信，所以他们对外部世界也充满了了解的欲望。从前，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向外部世界解释国内的事情，但是这次去，每个人都想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是个有趣的改变。”罗伊说。

　　普及英语中国进步不大

　　不过，他们三人一致认为，在英语的普及上，中国的进步并不明显。“6年前，要是没有翻译我根本出不了门，6年后，我觉得情况没有太大的好转。”甘古丽说。在北京的饭店还好，但是出了北京，她有一天起早了，吃早饭的时候陪同的翻译还没起，她试了各种办法还是无法点到她想要的煎蛋和面包。

　　“青藏铁路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推进旅游发展，可是火车上没有一处有英文标识，更不要说能说英文的列车员了。”高凯乐说，“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能够用英文回答我们问题的乘客。”（《环球》杂志驻新德里记者/傅双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