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缨：解密靖国神社

　　一部拍摄八年的纪录电影

　　彻底透视靖国神社的秘密

　　一场侵略的一个罪恶的战争，

　　傲慢与偏见如何产生

　　狭隘和自负怎样驱除

　　他们怎么会成为英灵呢？

　　那里面又放着这个东京审判判为战犯的人，那你说这个能够单纯是一个内政的问题吗？

　　《面对面》专访纪录电影《靖国神社》的导演李缨正在播出

　　人物介绍：李缨，1963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编导。1989年到日本留学研究影像人类学，1993年在日本创立第一家在日华人的影视制作公司，现为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1997年开始拍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而受到媒体关注。

　　在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叫《靖国神社》的纪录电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部电影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公映，甚至还没有剪接完成就受到很多人的注目，那么这部电影有什么特别？他讲述了怎样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李缨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王志：我很好奇，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部片子还没有剪出来，还没有公映它就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响，你认为呢？为什么？

　　李缨：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肯定直接的因素是因为小泉的参拜问题，小泉重新把这个问题给刺激出来了，引起了一个世界的一个关注，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像这种题材以前没有人拍摄过，那我觉得这种引起一个关注，那也就说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

　　李缨从1997年开始拍摄靖国神社，在8年的拍摄中，他记录了大量的有关靖国神社的影像素材，捕捉到很多发生在靖国神社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志：那怎么选择你的拍摄对象？或者说采访对象？

　　李缨：最基本的两方面，一个是一个即兴的选择，因为靖国神社是一个太有意思的舞台，各种人物、各种角色、出现在里面，感觉都像演员一样，他们带着各种表情，各种观点做着各种行为。我会有一些选择，即兴的一种观察、随时的一个交流、随时的一个记录、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我要研究很多历史资料，就是真是要研究它，上百年的历史，靖国神社跟天皇是什么关系，跟他的历史，军国时期是什么关系，跟他的所谓的一些传统是什么关系。跟他们认为的一种生命的理解，跟各种的仪式是什么关系，我这里面要读一些大量的研究的东西。

　　靖国神社建在东京的九段，占地近10万平方米。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年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至今为止已有二百四十六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精确到个人。同时靖国神社也供奉了一些在人类历史上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比中国人熟悉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等等。

　　面对复杂深奥的靖国神社，李缨一边拍摄一边研究靖国神社的历史，这是1999年李缨在靖国神社里拍到的一段影像，

　　（一名身穿日本军服的年轻人在表述那场战争中日本是受害者，正是日本给中国带来了独立）

　　记者：很容易拍到这种场面吗？

　　李缨：当时很多，很多8月15号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些参拜，

　　记者：是有组织的一种表演，还是自发性的一种宣泄？

　　李缨：都是自发的团体，就是一些年轻人自己组成的一些团体在里面。

　　记者：想表达什么？

　　李缨：对我们的先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在为国家成为了英灵，我们应该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应该感谢，然后那场战争也并不是说，一场侵略的一个罪恶的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怎么会成为英灵呢？

　　记者：那他们这种情绪在日本年轻人当中有市场吗？普遍吗？

　　李缨：这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并不是说能够代表大部分日本年轻人，绝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可以说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也不感兴趣，这是绝大多数，这种声音还是极小的一部分，当然与其说是代表现在日本年轻人很多声音，不如说，他是接受的一种靖国史观，

　　记者：那你面对这种表演的时候你的感受。

　　李缨：我既有那种很强烈的刺激，不愉快的感觉，但是我们又同时感觉到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挺拙劣的一些表演。

　　这些片断随时在刺激着李缨的拍摄，也在鼓励着他坚持把影片拍摄完成。这是靖国神社里一次日本右翼的聚会。

　　（有一个右翼人士在宣读文件，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人的内政，不要听信外国媒体的宣传和美国人的反对，他们无权干涉）

　　记者：这个是偶然拍到的，还是？

　　李缨：有很多是临时捕捉的，也有一些是我预先就会了解到他们会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会准备，等待着拍摄他们，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这种代表性，他们说的话就代表很多日本人的那种心情，确实是有很多日本人平常不愿意说，或者是不想提，但是他们确实代表了很多日本的一种声音。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日本的内政呢？

　　李缨：他觉得这是我们纪念追悼死者的一个方式，谁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悼的权利跟自由，追悼英灵的自由，他们很简单，日本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点，他们把很多事情，是内部跟外部会分的很清楚，对内的准则跟对外的准则两回事，对内的要求跟对外的要求往往又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问题，靖国神社的问题，他是关起门来塑造自己的一套精神美学，一套生命观点。

　　在2005年8月15日，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小泉再一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天，日本国内有20万人前来参拜，作为影片的记录者，李缨这天也在靖国神社里拍摄。

　　（一个日本青年在现场高呼，反对小泉参拜，被警察按翻在地，警察一边打这个青年，一边说，中国人滚回去）

　　记者：画面上这个年轻人是哪国人？

　　记者：是日本人，是日本的一个大学生。

　　记者：为什么所有的日本人会认为这个人一定是中国人？我很奇怪。

　　李缨：我也还奇怪，我当时我都觉得太奇怪了，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气氛里面，在反对参拜，就会被认为是中国人，被打出靖国神社，这样的话可以看的出，现在其实我觉得日本跟中国的关系确实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不妙的一个时期，大家都是非常情绪化的一个时候，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印象也很情绪化，其实中国人对日本的有时候也会非常情绪化，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在靖国神社里面被激化，激化出了一种畸形的方式，一种情绪。

　　记者：那这个日本年轻人的真实背景呢？

　　李缨：一般的一个学生，他就是觉得这个，他肯定是对历史知识有过学习，他了解到日本在亚洲杀害了多少的亚洲人，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算什么，这样的一种参拜会对亚洲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记者：在你拍摄的过程当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吗？

　　李缨：应该说反对的，他们在靖国神社的外围反对的是有不少的，游行，比如说包括日本的这些左翼人士，但是直接在靖国神社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又造成这样的冲突，最剧烈，这是唯一的一次，

　　记者：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年轻人这样的声音？

　　李缨：这是肯定的，在日本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他必然会出现另外一种声音，我觉得，只不过是在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反映是什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我很意外的是，警察把他给拘捕，把他带走了，而打人的没有处治，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理解，也许是我的偏见？就是日本媒体也好，或者说我接受到的信息，他们很少对参拜这个本身来进行一种反省，相反，对于中国人反对参拜的声音有很多的偏见。

　　李缨：当然这是媒体上的一个问题，他们很多都仅仅是日本的政治一直在做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策略，把它给弄成一个外交问题，每一次抗议的时候，媒体也都大量报道，中国、韩国是怎么抗议的，是怎么反对的，那么造成印象，都是外国人在反对，我们本身没有，平常他不会报道这个事情，现在终于，就是说开始能够有更多的日本人、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他们内部的问题是什么，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这个电影也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他们现在也很关注的是这一点。

　　李缨，1989年旅居日本。他在日本拍摄的多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奖。因此，他加入了日本导演协会，成为了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唯一的中国人。

　　李缨：1989年3月份，当时我是在中央电视台做纪录片的，做导演，因为我那时候结婚，我太太不在北京，她先到了日本，那我那时候对家庭对爱情是有很大的梦想的，当然还有一个方面考虑，我想就是对纪录片的一种考虑，因为我在1987年，就是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去参加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就拿我拍西藏的记录片，那时候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的纪录片，那么对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一种记录电影，那么我也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自己做一种新的尝试，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记者：但是去日本之前，你对日本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或者对于军国主义，对于靖国神社。

　　李缨，对靖国神社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到了日本之后，是先去靖国神社去看樱花，语言又不通，所以很多东西是非常茫然，完全是跳到一片汪洋大海里面，一片孤舟，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特别要去捕捉靖国神社的什么东西。

　　记者：我们年龄差不多，受教育的背景可能几乎相仿，那么你对于6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来说，你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李缨：一到了外面所有的都是那种面孔，那种文化氛围里面你很明确你就是中国人，那么这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的人生，生活、生存状态跟自己的国家的背景，自己的历史，很多东西是联合起来的

　　经过4年的生活磨难，李缨逐渐适应日本的生活，1993年，他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取名为龙影电影公司。公司除了制作一些小的影片之外，也代理一些记录片在日本的发行，1997年，他代理了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

　　纪录片就是日本人是普遍不接受这个，不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日本的学者、教授，结果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会抓住你一点不够精确的地方来否定你的全盘。从那个过程里面，我就是非常发现这个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跟我们的历史问题的认识的隔阂之深，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当初的那种想法还是想拍一个跟南京有关的，进一步拍一个与南京有关的电影。

　　正当李缨为拍摄有关南京的纪录片做准备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放弃了原来的拍摄题材和拍摄思路，起因是他参加了一次让他深受刺激的研讨会。

　　李缨：一个很大的会场，很豪华的会场，那就在靖国神社的旁边，原来的一个军人会馆里面举行，举行了一个南京事件60周年的研讨会，有上千人，那么在那个研讨会第一个项目就是放映一个纪录片，就是日本人当年在战争当中拍摄的记录电影叫《南京》，那么里面都是有日本军怎么攻入南京，然后在南京里面怎么维持秩序，如何占领，然后如何升起他们的太阳旗，那么我看到他们在升旗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种非常刺激，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我就觉得真是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一种，就是我的感受，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好象那种很脆的掌声，很可能是一种战场上那种被机枪扫过来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一直都没法忘记。

　　记者：为什么？

　　李缨：过了60年，然后居然在那么一个战场上发生过那么一个事情，他们还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继续他们的那种尊严，所谓骄傲，表达他们的那种喜悦，而不顾及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历史，作为南京我们这方面的一些感情，这种东西对我的刺激非常大。

　　记者：所以你决定要拍一部片子来反驳。

　　李缨：我觉得不单纯是一种反驳的东西，我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我首先要有一种自我表达，我怎么来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你的声音尽量的不要被别人漠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的话，我们有太多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要说一句话，很容易就淹没在茫茫人海里面，没有人顾及你的表情，没有人顾及你说什么声音，不在乎你的各种感受，那你要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我觉得就用我自己熟悉的方式，那么还是用影象，用纪录片，或者用电影的方式怎么能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也想进入到他们的社会里面，想了解他们为什么到底这么想，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么大？这个历史问题的认识到底是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带着种种疑问，李缨做出了它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打算，他决定拍摄一部多角度透视靖国神社的纪录电影，力图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靖国神社。

　　记者：但是你在动手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你已经有明显的立场了，有明显的历史观了，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

　　李缨：我觉得我不是有明确的历史观，我是很明确自己的情感，我是不断的在跟各种人物，在接触的过程，跟靖国神社接触，深入它的过程里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它很多东西，但是基本的历史观，基本的一种东西，立场那是肯定有的，所以这是没法摆脱的

　　记者：但是你没有担心过吗？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去拍这个片子，你去采访日本人，日本人谁会说呢？能不能给你说真实的感受？

　　李缨：第一的反映就是会觉得中国人你们会很简单化，我这个中国人的话，会有一种偏见来看待这个，不管他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他觉得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会觉得这是日本的内部问题，你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我们日本人都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日本电影史上就没有人拍过这个。

　　记者：为什么？

　　李缨：我也问过日本的电影导演协会，现在的理事长，他是韩国人的导演，我在跟他交流，我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伙伴，大家一块来做《靖国神社》这个影片，他马上就说不可能，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李缨为了拍摄《靖国神社》这部影片四处寻找合作伙伴，但都没有结果，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李缨决定自己花钱拍摄。

　　记者：资金怎么解决？

　　李缨：当然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以来，就是1993年开始做自己很小的一个电影公司，那么就是说也给日本的一些电视台做一些电视节目，很多日本人都很好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历史观比较接近，甚至跟我们可以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可能觉得介入到这个之后，以后你要在日本社会里面传播出去，这部电影要在日本上映传播出去，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跟中国人在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可能他会觉得一种处境的尴尬，因为他必须要整天面对所有的日本社会各种人。

　　记者：那怎么解决的呢

　　李缨：就是我们一直完全是一个是自己投资，一个是包括借款，一直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可以做的事，完全是在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一点一点地，陆陆续续来做的这种事情，其实做得自己非常疲劳。

　　记者：但是像这种选题的话在商业上来说，前景不会很好。

　　李缨：可以说是这样的，确实是没很大的这方面的考虑，当时可能就是一种直觉，一种冲动，就自己觉得很想就把它做下来，而且是每一次去拍完了之后，都刺激我下一次我觉得要再进一步去拍摄。

　　在一次次的触动之下，尽管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李缨还是坚持拍摄靖国神社，但是让他没有意料到的是，随着拍摄的深入，他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记者：当时的计划是拍多长时间？

　　李缨：完全没想到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越进入到里面，你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复杂，他触及面越多，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跟很多人打交道的那种难度，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

　　记者：是可以随意拍摄的吗？你是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李缨：我还是尽量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跟一些人交往进入到它里面，早期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严格，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泉参拜的问题，还没有大家整个把这个靖国神社炒的这么复杂，炒的这么热闹，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是能够比较能够自然的拿着自己小的一个摄像机进入到里面，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觉得我也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仅仅是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就是这方面当时还是相对来说还比较正常，那时候我还自然的可以有一种交流，但是往后越来越难，这个难度越来越大。

　　记者：为什么？你公开你的身份了，你公开你的意图了。

　　李缨：我当然就是，如果他跟一些交往到的时候，他们要问到我的时候，我会说我在拍这个纪录片，我会跟他们交流。

　　记者：那你们进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阻碍呢？不让。

　　李缨：那当然，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

　　自己独立拍摄了两年之后，李缨感觉仅凭自己的热情已经很难再继续拍摄下去，于是他找了两名日本人参与影片的创作。

　　记者：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这个片子的摄制呢？

　　李缨：实际上我发现一个人自己不能再拍摄下去了，不管是从这种，就是说实际拍摄操作的可能性，还是觉得我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需要，我都觉得需要日本人结合进来，一块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就说，我就找摄影师，他原来也跟我合作过其他几部电影，所以他们也从一种彼此的基本的信赖上面，他们愿意介入这个工作，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就是大家的一起交流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我的助理导演，摄影师后来他们都加入进来，我可以从他们日本人的内部的一些感受来更准确的来把握一些，就是日本的这么一个精神堡垒对整个日本人的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王志：那你的日本同事他们不关心你的立场跟他们不一样吗？

　　李缨：我当初就是动员他们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给摄影师放了一些我以前拍的片断。这个片断给他的刺激非常大

　　王志：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什么担心吗？

　　李缨：觉得我接受了你这个拍摄，会不会影响到我自身以后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社会生存的问题，包括一些安全上的问题，他们都会提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疑问。在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上面，跟日本人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千丝万缕。我这个摄影师他60多岁，他母亲的弟弟是曾经也参加过这个战争，而且是靖国神社里面的英灵，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母亲的弟弟具体是怎么死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变为靖国神社的英灵的，这些他都不了解。但是因为到参加这个工作，然后他才有到靖国神社里面去详细的调查了解，他才第一次知道，然后他也是从他自己生命的那种脉络里面，再重新来感受那场战争，感受这些自己的家族的生命与自己将要拍摄的这部电影的关系。

　　在拍摄《靖国神社》的过程中，李缨发现日本很多人对靖国神社以及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他在影片中试图展示这种差异和矛盾。

　　记者：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屠刀底下？有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历史事实？

　　李缨：应该说他们都是有机会去了解，你比如说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他是有出版自由的，在谈论这方面的书籍是有的，但是问题很多人不去接触，很多人仅仅是通过教科书去了解，而教科书又是把这些东西又是都省略掉的，没有了一种基本的一种判断。

　　记者：那现在60年之后，仍然出现这种历史观，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造成的呢？还是因为他们民间或者是这种民族这种秉性？

　　李缨：我觉得教育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教育的话，因为这个教育是非常不透彻，一直没有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历史认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从天皇就没有谈到这种战争责任，没有谈到战争责任的反省，他们强调的更多的都是反过来说，他们是一个不幸的国家，可以体现出日本历史教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日本生活了也十几年的那些中国人，小孩在日本生长，在日本长大读书，然后在日本接受的教育，然后他们结果回到家里头跟父母讨论这个战争问题、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概念里边，基本上就觉得日本太可怜了。他经受到原子弹，他觉得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悲惨，然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父母，他们就很着急，怎么看这小孩子完全是这套的概念，

　　王志：那是不是他们的历史观教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李缨：这个教育，我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渗透的力量之大，而对于真正的作为加害者的这种历史的教育之浅，你说这多可怕。

　　李缨和他的日本同事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拍摄过程，正是在这艰难的拍摄中，他们开始真正的了解这个在日本有着强大军事和政治号召力的靖国神社。

　　王志：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对靖国神社顶礼膜拜，靖国神社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李缨：这个我觉得就是跟天皇是密切相关的，首先说，很多战争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都会认为首先他自己的战争神圣化，还有一种，他们都对自己的生命，对死亡都要找一个归宿点，那么天皇呢，就是设立了靖国神社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装置，告诉日本人说，你要为国去参战，为国去战争的时候，死了之后你会在这里面获得一个巨大的荣誉。天皇很明确就是说，我们要将这种战争的不幸，转化为一种幸福的情绪，那么能够起到这种功能的，那就是靖国神社。

　　王志：那靖国神社是一个精神象征的意义了，至高无上的？

　　李缨：一个精神堡垒，精神的象征，用靖国神社这种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军人，你们都应该有一种不畏惧死亡的一种气概。

　　靖国神社的精神控制为何如此强大

　　在你死了之后，很能躺在天皇的身边。

　　靖国神社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历史的这种共识，我觉得都还是寻找到，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

　　在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游就馆，它是一个战争博物馆，这里是日本进行圣战宣传的地方。关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之为“支那事变”，而关于为了维护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之为自卫战争。

　　王志：那到底陈列一些什么东西？

　　李缨：陈列了飞机、大炮各种战争当中的实物，他们所有的从明治天皇以来，不仅仅说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战斗陆军大臣怎么样剖腹，剖腹了之后，那种军医，军刀，流下来的血书，都有展示。他们的太阳旗，国旗，武运长久。各个人物在里面的签名，如何英勇。

　　王志：你拍游就馆的感受呢？

　　李缨：它有很多展现一些血迹，在战场上的血迹。我觉得他可以保持这么长的时间，还这么鲜明，还在这里面。就那种气息，我感觉到好像说刚结束不久，他那里面很独特的那种气息。就为什么会可以这么无视他们所侵略过国家人的这种情感，可以这么来无视那一段历史。

　　王志：日本人怎么看呢？这不是把自己的子弟拿去当炮轰吗？

　　李缨：这是就是他们认为的大河魂的一种视死如归，他觉得死亡的话，所以我觉得靖国神社提供一种非常独特的功能，就是让你的死亡找到一个，让他们能够接受的，认为一个荣光的归宿感。很多人觉得为天皇而死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生命的价值，那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天皇。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光。而且就是在你死了之后，很能躺在天皇的身边。当时美国也很不可思议，曾经研究说日本人为什么不畏惧死亡的感觉，军队，他们很少投降，那就发现靖国神社成了他们一个对生命的认识的一个归宿，这么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方。

　　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靖国神社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也成为日本国民非常重要的精神归宿之地。

　　这名台湾老人叫陈阿娇，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渡过的。1943年，丈夫被征兵，穿着日本军服开往南洋，一个月后战死，那时丈夫只有22岁。陈阿娇去高雄港口领取丈夫遗骨的时候，怀着8个月的身孕，还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用了一个星期步行了近150公里。一路上，陈阿娇历尽辛苦，她说，支撑她的是丈夫在出征前，两人一起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靖国神社之歌”，那是一首约定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的歌。在陈阿娇的观念中，靖国神社是自己的精神寄托的地方，是丈夫灵魂安息的地方。

　　记者：怎么找到阿娇的？

　　李缨：在台湾做纪录片的朋友，他们帮助我花了很多时间，一个个到现场去找，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很不容易找到。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影片里？

　　李缨：我觉得会更有代表性，更有说服力，她能反映出来的一些普遍的东西，我觉得更能令人深思，她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爱靖国神社，从灵魂里面都是觉得自己的丈夫的生命就在《靖国神社》里面，这么一个人，但我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那么具体的，那么深入到《靖国神社》里面的这么一个人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她？

　　李缨：我就是问她，你了解那场战争吗？她不了解，那就是日本当时的一个战争宣传，所有的东西都仅仅接受了日本当时的战争宣传，遗憾的是，这种战争宣传还延续到了今天，遗留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操作战争这个工具的一个政府，它所做的一种就是必须得把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更有效的送向战场，这个就是日本就通过了神社这个体系，靖国神社来起这个作用。

　　这是中国人普遍熟悉的事件，在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两名日本军人参加百人斩比赛。很多无辜的生命在他们的屠刀下一、一倒下，当时日本媒体也追踪报道这项壮举，还刊登了他们的照片。

　　然而60多年后，李缨在他的纪录电影中拍到却是另外的事实。当年南京大屠杀中两名百人斩比赛的军人家属起诉新闻媒体。

　　记者：他们怎么会起诉呢？60年前，这是当做一种光荣业绩。

　　李缨：对。在他们起诉，在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有那么残酷的事情，这是不实之事，他们当时的那种状态是为了配合记者写的一种战争宣传的报道，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觉得这种传播伤害了他们的遗家，家属的感情，然后还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因为他们还是《靖国神社》里面的一个英灵，那这个有英灵怎么能有这种污点呢？

　　记者：为什么会在60年之后才旧事重提。

　　李缨：他们不是单纯的家属起诉，背后都是团体，有律师，有政治家在支持着。

　　记者：现在可以查史料嘛，当时这个两个人提出异议了吗？

　　李缨：他们在战争当中还回日本做巡回讲演，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俘虏，成为战俘，要宣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说，哎呀，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们当然是认为他的那种陈述是不成立的，所以判处了他死刑，但是现在他的遗属说，我们要重新来追究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又重新的一些调查，他们又重新发现的更多的证据恰恰证明了那就是一个事实。

　　记者：那这个案子他们最后败诉了。

　　李缨：我觉得说明就是日本最基本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基本的历史的争议，历史的这种共识，我觉得都还是寻找到，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而不是可以找到一条荒谬的一种结论，他总会有一种公正的东西。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李缨耗时8年拍摄的记录电影《靖国神社》也进入到最后的制作阶段，这部多角度透视靖国神社的影片有望在明年可以和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