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医院间

　　北京已经有医院走上了追查真凶的正确道路。“‘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病人连检查、带吃药，大概10天就能出院。”杨仿仿没有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一个星期之后，杨仿仿出现剧烈的头痛。“从一根筋开始，逐渐向周围扩散，疼痛一直延伸到脖子。”这天正好是盛夏的一个周末，杨仿仿早些时候曾顶着烈日外出买菜，于是“当时还以为是中暑”。

　　从7月6日开始，剧痛再次出现并且不再消失，他的体温也在同时升高。当天晚上，家人把仿仿送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型医院。“中暑”——医生的诊断和仿仿自己的判断一致，病人于是被要求“猛喝水”。

　　7月7日，杨仿仿前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神经根炎”——诊断的结果虽然比前一天的“中暑”更加靠谱，可是仍然没有直达问题的核心。后来为仿仿确诊的医生告诉他，大多数广州管圆线虫病人，都会在发病初期呈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这些症状往往将没有经验的医生引入错误的诊断方向。

　　建国以来，这种病曾经在浙江、福建等地集中爆发过四次。1997年在浙江温州，42人因食用福寿螺集体出现头痛以及躯体多处游走性疼痛症状；2002年在福建长乐市，8名中小学生因为烤食福寿螺出现发热、肢体疼痛、头痛、头晕、和呕吐等症状；2002年福州市某单位职工在一高级酒楼食用被广州人称为“东风螺”的“美国大蜗牛”后，20多人出现头痛、四肢无力和皮肤触痛等为主要特征的“脑膜炎”病症。这些病例都被诊断为广州管圆线虫病。

　　除了这几次集中爆发外，国内有据可查的病例并不算多；即使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病人加起来也只有3000多例。医学界公认，“并不是因为这种病本来就少，而是因为很多医生对此病不甚了解，直到病人自愈后，还没能诊断出来”。

　　不过此时北京已经有医院走上了追查真凶的正确道路。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医生纪爱萍接诊一个病人。根据过往诊断的病例，这位女大夫一开始就把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首要怀疑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纪爱萍3天后以消费者身份，前往蜀国演义打包凉拌螺肉。

　　纪爱萍被公认为此次“北京福寿螺事件”中发现“螺祸”的第一人。按照她的观点，“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病人连检查、带吃药，大概10天就能出院。实际上，“只要虫子被早早杀死了，病人脑子里就不会形成实质性的病变”。

　　杨仿仿没有碰上这么好的运气。离开协和医院后的当天晚上，杨仿仿被疼痛折磨得狂呼乱叫，家人不得不将他紧急送往朝阳医院。面对在急诊室大厅中疼得跺脚的病人，束手无策的医生只能让他“留观”。

　　一扇简陋的屏风在厕所附近划出了一块小小的区域，身高1.85米的杨仿仿被塞了进去，呆在这里“又挤、又吵、又臭”。7月10日，留观的第3天，杨仿仿再也忍不住了，他要求住院治疗。

　　7月11日，医院主要用来收治脑外伤和中风患者的高压氧病房，突然多出了一个烦躁不安的病人。在他的周围，“左边的患者在哼哼哈哈的呻吟，右边的患者瞪大眼睛长着嘴，呆呆的望着天花板”。几小时后杨仿仿才知道，“我睡的那张床刚刚‘走’了一个”。

　　“这样的环境，你还要住下去吗？”杨老先生问儿子。

　　真正让杨仿仿下决心离开的，是在他看来不合理的收费。医院得知仿仿台湾人的身份后，住院押金从3千猛涨到1万。杨仿仿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治病会花很多钱，1万元肯定会很快花光”，而且“会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

　　住院当天，杨仿仿以有急事回广州为由，“逃离”了医院。广州是杨仿仿的家乡，也是他在中国大陆最熟悉的城市。20多年前，他和父母从这里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途。

　　疼痛，疼痛

　　他感到身上有蚂蚁在爬行，偶尔又像有一瓢滚水泼了过来。杨仿仿绝望的想到武侠小说里面大侠中毒的惨状

　　7月15日，正好是台风“碧利斯”袭击广东的那天，杨仿仿在朋友的安排下，住进了广州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

　　床板被调到一个奇怪的角度。三个枕头叠成“工”字形，分别抵住腰、背和脖子。第四个枕头压在大腿上，一双手软弱无力的搭在上面。入院后的头几天，杨仿仿只能保持这个姿势，长久地“坐”在病床上。他眉头紧锁，不时发出“嗯--”“啊--”的声音，病号服则像袈裟一样披在身上，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受刑的囚犯。

　　在北京时那种剧烈的头痛逐渐转移到皮肤，手臂上出现大片大片的红斑。皮肤的疼痛还会逐渐向肌里渗透，“似乎有一只手伸进去，抓住一根筋往外拽，让你不得不叫出来”。有那么一两天，红斑逐渐从手臂向肩膀延伸。“当它们到达胸口的时候会怎么样？”杨仿仿绝望的想到武侠小说里面大侠中毒的惨状。他感到身上有蚂蚁在爬行，偶尔又像有一瓢滚水泼了过来。有时身体像缠了一圈圈绳子，绷得紧紧的，继而又像有外力把绳子解开，转而抓扯病人的皮肤。

　　杨仿仿父母怀抱着两个小家伙，放慢脚步走进房间。他们运气不佳，又赶上了仿仿疼痛发作的时候。

　　不等杨老先生考虑清楚如何开口，病人咆哮起来：“出去！出去！你们都出去！”“二锅头”被尖利的声音惊醒了，奶奶赶紧捂住“窝窝头”的嘴，怕她哭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老两口赶紧放下花了大半天时间做好的晚饭，迅速退到病房外面。这时他们还不能离开，因为“二锅头”还在等着妈妈喂奶。

　　疼痛有所缓解，仿仿可以吃点东西。但他看了看饭盒，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吃这个”。为了不让老人伤心，一直陪伴丈夫的杨太太只好拼命帮仿仿吃掉。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二天出现更多仿仿认为不能吃的饭菜。

　　除此之外，杨太还要面对很多难题。水烧开了要放凉或者兑入冰水才能递给仿仿；仿仿一半身体怕冷，另外一半怕热，右半身体只能裸露在衣服外面……这些服务性的工作稍有偏差就会引来呵斥。有时即使这些呵护做的很完美，仿仿的回应也会反复无常。“有的事情今天他让我做，明天重复的时候他又会制止我。”杨太太说。

　　这位斐济籍的华裔女士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照顾病人的经验。给予仿仿感到超出一个正常人所能获得的满足和尊重，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乎每个赶来探望的朋友，都会夸奖“杨太脾气好”。仿仿疼得厉害，杨太想抓住他的手，仿仿却触电般躲闪，外力触摸引起的疼痛同样剧烈。杨太不敢靠近，想扶一把却无从“下手”，可是当她站着不动，“又怕仿仿以为我嫌弃他”。阵痛缓解之后，杨太试图提出一些与生病无关的话题，“这时又担心他认为我在东拉西扯，不关心他”。

　　只有朋友到访才会让杨太如释重负。面对外来的话题，丈夫不会粗暴地拒绝说，“不要跟我说话”，“不要问我问题”。杨仿仿本人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努力提起兴致，和朋友讨论时下台湾正在进行的“倒扁”，疼痛的偷袭却常使讨论迅速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