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衰败、现代文明上升，武士被无奈地抛入到最后的“荣耀与毁灭”之境。但武士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武士精神从日本人的心理世界消失。日本至今不愿正视侵略罪行不能说跟古老的武士道精神无关。日本武士传统充满了血腥和迷思，对个体生命而言，其“求死之道”或许是一种超脱，但却不能导向世界的宁静、平和。

　　好莱坞史诗大片《最后的武士》，可谓气势磅礴地展现了日本武士的陨落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冲突。当传统衰败、现代文明上升，武士被无奈地抛入到最后的“荣耀与毁灭”之境。

　　那是1876年，亦即明治9年。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并对印第安部落战争颇有研究的某上尉（汤姆·克鲁斯饰），被日本国聘为军事顾问，负责为明治政府操练新军。在新军尚未学会使用西式枪炮时，一支武士队伍来犯，新军被迫仓促应战，结果全军覆没，美国上尉被俘，并由武士首领胜本带往武士部落。上尉于是得以深入到神秘的武士生活世界，并渐渐理解了武士道。

　　胜本作为明治天皇皇辅，在日本社会朝向西方现代文明的明治维新之旅时，依然抱持传统武士精神，不甘归顺于新的制度变革，而明治天皇也并未解除胜本的武士刀。明治10年，日本新军向武士发动最后征讨。一边是枪炮齐发，一边是弯弓加大刀，战争惨烈一如义和团之于八国联军。当胜本在战场上剖腹自杀，全体新军脱帽伏地，向武士表达最后的敬意。

　　美国上尉带着胜本的军刀拜见明治天皇。年轻的天皇越过议会，不愿与美国大使签订购买西洋武器合同，并神色凝重地指出：日本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来处，应该知道自己是谁。电影在最后暗示了武士精神之于日本社会特殊而又复杂的关系。整个影像格调绚烂而悲怆。

　　在看过电影之后，我就势进入日本武士阶级发展史。引领我进入这部历史的书恰好跟电影同名，只是多出个解释性的副题“荣耀与毁灭”。相对于电影聚焦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价值冲突，这本书更是一部全面讲述武士的“英雄传奇”。

　　日本武士既效忠君主（上至天皇下至所投靠的主公），又极为珍视个人名节，以杀人和被敌人所杀或战败自杀为天职，此所谓武士道。越过杀人或被杀的疆场，在自杀的沙盘里，武士道的狂热表现———军刀剖腹———建构着仪式和神话，武士的精神世界被抹上如同樱花凋落般的诗意和光亮。这就是《最后的武士》关于“荣耀与毁灭”的最为精彩的叙述。作者史蒂芬·特恩布尔，系英国历史学家，也是中世纪日本史权威专家。

　　12世纪初，日本创立幕府制度，从此进入镰仓时代。幕府在京都保留皇室政权，在镰仓另有独立于天皇控制的武士政权。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结束的历代幕府，武士集团都以天皇为精神旗帜，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换句话说，随着武士集团的日益壮大，皇室权威被一再架空，武士最终成为事实上的统治阶层———将军把持中央政权，大名主持地方政权。到了1853年，美国军舰迫使日本开放门户，随后，英、法、荷、美等联合舰队进驻日本。15年后的1868年，倒幕运动剧烈展开，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终结，武士阶层整体没落，江户城堡变成了皇宫，皇室重获统治权。明治维新自此开始，日本艰难承受社会制度的激剧转型，步入“脱亚入欧”的西方现代文明轨道。

　　那时候，曾经威风凛凛的武士们割除发髻、放弃佩刀，头顶西式礼帽，手挽身穿西式臃肿长裙的矮小女人，看着蒸汽式火车在街上缓缓驶过———这可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社会经典景观。

　　武士时代过去了，人们在历史中打捞记忆。关于武士生命的终结，在17世纪的武士故事和箴言集《叶隐》中，被概括为一种极端信条：“武士道乃求死之道。”这一信条在武士时代一直有着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该书写道：武士“每天都应冥思死亡。每天，你都应该静下心来，想象着身体被弓箭、火枪、长矛和刀剑撕裂的状态，想象自己被巨浪夺去生命、被投入烈火、被雷电击中、被地震埋没、坠入万丈深渊、殁于疾病或者因为主公故去而尽忠切腹的情景”。对武士来说，死亡不过是平常事，但是在此，“尽忠切腹”四个字尤其触目惊心。

　　尽忠之外，在战败、遭受侮辱或身负重伤无法再战时，切腹自杀都被看作超越生死的风骨，完全是一种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武士为一生的名誉而切腹而升华。通常，在战场上，切腹的仪式意味十分明显：战友们把敌人挡在外面，武士手持经清水淋过的短刀，从左侧肋骨下刺入自己的腹部，刀刃稍向上翻，然后呈一字状横拉到右侧腹部。为了减少痛苦，切腹武士也可要求战友替自己挥剑削首，以加速生命的结束。“武士的一生如同盛开的樱花，美丽而短暂。而在武士的心中，死不过如花凋谢，自然而光荣。”

　　据记载，因进攻受挫而自杀的武士源赖政为后世武士切腹传统树立了典范。当时，源赖政的儿子挡住敌军，他自己则退到了一处精舍中，并挥笔在战扇背面写下了一首诗：

　　就像一棵枯树

　　我们无法从它那儿摘来鲜花

　　我的生命多么悲怆

　　注定此生无果而终

　　……可见，切腹与美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如后人赋予日本人的两种精神意象：菊花与刀，或者樱花与剑。完全可以说，切腹自杀曾经创造了日本的武士政治学。

　　但是武士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武士精神从日本人的心理世界消失了。明治维新开启了工业加枪炮的日本现代社会，古老的武士道却依然以某种形态顽强地存活着、延续着。

　　1912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分子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驾崩前夕，携妻自杀身亡。在他死后，日本政府在其故居等地建立了“乃木神社”，宣扬武士道精神。

　　还在明治元年，日本新政府军讨伐仍由武士控制的地方藩政，会津家族冒出一批十六七岁的白虎军团。当20名少年武士误以为自己的城堡为政府军攻陷时，竟在绝望中集体剖腹自杀（一位获救），风范一如古代武士。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听说了白虎少年这一日本武士史中的故事，于是赠送了一尊青铜雄鹰塑像以示纪念，大理石基座上用意大利文刻着“致武士道精神”。这座铜像如今还不寒而栗地矗立在会津山上19个少年的墓地旁。对墨索里尼来说，白虎少年寄托了法西斯主义所呼唤的狂热的自我牺牲精神，二战中，正是这一点将协约国意大利、德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现代幽灵联结在了一起。

　　二战时期，武士的幽灵果然借日本军国主义之尸还魂。那场致命的风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风”，“神风”一词也因此能够在后世掀起巨大回响———如我们所知，“神风突击队”可谓“武士道乃求死之道”这一精神在日本的现代复活。“神风”是20世纪的飞机炸弹，是朝向死亡之旅的最后飞行———1945年，“神风突击队”驾着飞机以摧毁一切的姿态撞击美国军舰，它仿佛要向半个世纪后的“9·11”输出灵感。

　　如今的日本渴望“东山再起”———其背后紧密联系着右翼保守主义主导、图谋海外动武合法化、退出美日军事同盟、自制核保护伞等一连串政治运作。由此不难回溯到军国主义、武士道等早已死掉了的、违逆现代政治潮流的大和民族精神症候。日本这个“亚洲孤儿”至今不愿正视侵略罪行，不肯跨越历史障碍，不能说跟古老的武士道精神无关。日本武士传统充满了血腥和迷思，对个体生命而言，其“求死之道”或许是一种超脱，但却不能导向世界的宁静、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