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 本刊记者/文晔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 “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