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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您好！最近，我在读梁启超的著作，发现他的文风十分独特，不少人把他的文体称作“新文体”。我很想知道梁氏“新文体”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何特点和影响？能否请学者介绍一下。祝秋安！
李小萌 8月16日
本刊请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先生作答。
在中国近代史上，以言论影响全国，造成了一股巨大旋风的人，首推梁启超。
梁启超所创的“新文体”，动人心魄，是晚清时期向中国输导西学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可以这样说，梁氏在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其大批著述奠定的。而除了思想的魅力，他所创行的“新文体”也如虎添翼，动人心魄。对此，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作过这样的概括: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本人也曾对“新文体”作过表述。他在1920年写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
……至是(按:指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时期)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氏“新文体”的特点是:它在畅达浅白的半文言中夹入许多当时颇觉生硬、刺眼的外来语，又用奔放的感情与激荡的韵律活跃、调动因受日文影响而形成的长句，并在行文的自由无拘中注重条理的明晰。而“新文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杂以“外国语法”，尤以夹带大量“新名词”为人瞩目。由此，“新文体”才能够成为晚清时期向中国输导西学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西学东渐”是梁氏“新文体”形成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
对于创造“新文体”，梁启超早有自觉意识。1901年12月，在日本的《清议报》最后一期上，梁氏提到:“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而上举三文均出自梁氏之手，且均作于其流亡日本后的1900至1901年，可见“新文体”与梁氏接受日本明治文化关系密切。
不妨节取“新文体”代表作《过渡时代论》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聹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其中“过渡时代”、“势力圈”、“目的地”、“舞台”、“民族”等，都是借自日文的新名词。大量使用这些复合词的结果，文中的长句子便带有日化痕迹，令人耳目一新。如此新奇可喜、热情洋溢的文章，对于当时的读者，自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促使“新文体”出现的历史背景中，“西学东渐”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由于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典范，中日又有“同文之便”，学习日本于是成为学习西方的捷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大批改良派人士流亡日本，也努力汲取明治文化。留日学生与避难东渡的维新志士便构成了日文翻译的主力。为满足国内对新学如饥似渴的需求，这些仓促译出的文字往往采用将日文宾语与谓语位置前后颠倒、略加修饰的直译方式。因此，日本文体对中国文体也产生了明显影响。此外，1905年，科举制度本身亦寿终正寝。随着八股文的失势，广大读书人得到了解放，可以纵览新学书籍，纵谈天下大事、救亡之道，梁启超的新体散文也因此得到了广大读书人的青睐。
由于梁启超出身旧学，又敏锐地吸收了新学，具有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文体解放出来的同时，他才能够无所顾忌地采纳一切对他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以及西学译文、日文的字法、句式、腔调、体制，打破了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形成了别具一格、最便时用的“新文体”。
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
在“新文体”极盛时期，梁启超的文章在政治主张不同的人群中引起过不同反应。夸赞者谓其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黄遵宪《与梁启超书》)；反对者亦谓“其笔端又有魔力”，“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严复《与熊纯如书》)。可是无论持何种态度，他们都一致承认:梁启超的“新文体”具有极大鼓动性，其感染人心之巨，并时无二。
尽管“新文体”的铺张过度、重叠拖沓、情感刺激过度等毛病一目了然，但这种表里一新的散文，在当时仍然征服过无数向往新思想与新知识的中国读书人，对于青年学生尤具吸引力。如胡适即坦承:“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四十自述》)。甚至毛泽东在延安时也向斯诺忆及，1910年前后，梁启超主编并发表了大量文章的《新民丛报》，他曾经“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斯诺《西行漫记》)。
1902年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后，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体文章也一度成为应考者的枕中之秘，士子们争相揣摩、抄袭，这更戏剧性地扩大了“新文体”的影响面，使之真正成为十九世纪末至五四以前社会上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
梁氏“新文体”不仅熏陶、启迪了同代及后代人，为五四新文学培育了中坚力量，而且，其本身的历史价值也值得肯定。其半文半白的语言表达，适应了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时代要求。对此，钱玄同曾断言:“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寄读秀》)。
↑梁启超创行的“新文体”影响了大批人，胡适坦承:“梁先生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上图:青年梁启超(1899年拍摄)、《阅读梁启超》书影(夏晓虹著、三联书店出版)。
相关采访
当代学者为何鲜有梁启超的文风
王春瑜口述 李雪霁整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读研究生，导师是史学家陈守实教授。陈守实先生1925年考入清华研究院，主攻明清史，导师是梁启超。他的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是梁启超指导的，并受到了梁氏的高度评价。因此，梁启超可以说也算是我的“祖师爷”。我读过梁启超的很多著作，大学时代，读过《饮冰室文集》，实际上就是梁启超选集；后来，又很深入地读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等等，非常熟。他的文艺作品如《新罗马传奇》，还有许多政论文，都很生动，很有气势。小品文写得也好。
梁启超的文体被称为“新文体”。我感觉他的文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半文言、半口语化；二是“笔端常带感情”，极有文采和感召力。梁氏“新文体”对我本人影响很大。近年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所开的“新世说”栏目，所发表的文章在文风上就受到了他的这种文体的启发和影响。
梁氏“新文体”影响了他身后的一大批人。在现代史学家中，他的弟子谢国桢先生的文风就深受其影响。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界，能够秉承梁氏文风的学者实在太少。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现在大部分学者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淡泊，而梁启超本人是非常关心政治的，他写了很多政论文，相当有感召力。二是当代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古诗词功底比较差，而梁启超的古文化修养是非常深厚的，他的文章中，对古诗词的运用可谓游刃有余。比如大家熟悉的《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仅从这一段，就能领略其文风的虎虎生气。
我认为，梁启超的文体非常重要，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作为学者，应该多关心现实，关心政治。社会需要埋头于书斋的学者，更需要关注现实、关心政治的学者。(本文根据电话采访整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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