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证

　　生子：大儿取名叫鹏城

　　这次投资，祝日升背了八万多元的债务。“哪里借的这么多钱？现在老家也都很富裕了，借钱容易，谁家都至少有个六七千块闲钱。”祝日升说起来很轻松，“关键我这个属于智力投资，两个孩子小学毕业，读这所县里最好的中学没有任何问题。”

　　祝日升的儿子们一个叫祝鹏城，一个叫祝嘉诚，两个名字都大有深意。祝日升今年35岁，在安徽生活17年，在深圳生活18年，“我是安徽人，又是深圳人，所以第一个孩子叫鹏城。”祝日升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做一个向李嘉诚那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第二个儿子取名嘉诚。

　　说起两个儿子，祝日升就笑逐颜开，“他们学习都非常好”，鹏城9岁，读4年级，嘉诚7岁，读三年级，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奖状一大摞。“我是劳务工，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做劳务工，我要给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困惑：对深圳还是没有归属感

　　“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这个自认为是深圳人的劳务工，对这个生活了18年的城市还是没有归属感。”这也是祝日升觉得遗憾的地方。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对他和像他一样的“老龄”劳务工，政府方面是不是考虑得太少了？

　　“我来深圳18年了，为深圳的发展我也做出了贡献，但我还是没有能力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给他们一份安稳的生活。”对深圳，祝日升“爱得很深”，他觉得他自己付出的是百分之百的努力，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放在这儿了”。

　　虽然祝日升的身份是劳务工，但他与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样尽了很多“义务”，义务献血，祝日升有过五六次，社会上有个大事小情的捐款捐物，累积下来祝日升也捐出了千余元现金。在他看来，“我有资格作为深圳的居民”，但是，“我们把深圳当成了自己的城市，深圳是不是也把我们看成是她的一份子呢？”

　　祝日升现在是中级技工，工龄比较长，属于“老牌技术工”，“要在国外，向我这种情况早就是深圳户口了吧？”情急之下，祝日升说了一句“病句”。

　　祝日升是一个极开朗的人，健谈、笑容灿烂。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经历对穷人有参考价值。”

　　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还是有局限，他可以废寝忘食钻研技术当上了一名技术工人，却没有想到在工余时间求学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攒下薪水，却没有想过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的更高要求谋得一份更“体面”更有“赚头”的工作……唯一的一次，祝日升想到北大青鸟去学习计算机，但培训的地方在南头，要从西乡跑来跑去地上课，学费又比较贵，就放弃了。

　　“我还是比较贪图眼前利益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吧，呵呵。”在这一点上，祝日升觉得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目标虽然比绝大多数劳务工都要“强上一些”，但还是有点看重眼前利益，“宏观规划”和“长远眼光”不够。

　　走到现在，祝日升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和“幸福感”。他现在的目标是：有一份有保障的、相对正统稳定的工作，把孩子们接到深圳，让他们接受“中国一流”的教育。“这是最好的一步棋，”退而求其次，祝日升到孩子们读初中的时候，就要“离开深圳”，“回老家呆在孩子们身边”。

　　捐献了自己保存的大量“劳务工文物”后，祝日升又几次找到宝安区文化局文管办，表示如果博物馆成立了，能不能让他“做一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哪怕“清洁工都成”。在祝日升的观念里，这就意味着一份“稳定而长远”的工作。

　　这样的话，下一步他就要考虑在宝安买房子，“我把家里面的房产卖掉，足可以支付在宝安买房子的开销了。”祝日升憧憬着，“到时候，就把老婆和孩子们都接过来，户籍制度以后也肯定要改革的，像我这样的兴许都会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