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重在清除权力庇护关系

　　□吴 钩

　　今年以来，从治理商业贿赂列为反腐重点，到批准《中西引渡条约》、通过国际合作堵截外逃贪官，再到一批地方高官被立案查处，国家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令人瞩目，显示了高层强硬的反腐决心：“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反腐铁拳所到之处，权力腐败链条的某些隐秘环节如震落的尘埃纷纷现形。

　　前不久，南宁检察机关破获了一起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一名叫张福武的房产管理局普通职工，通过一个神通广大的“掮客”引线穿针，将南宁市内的房管所所长几乎全部扯上“贼船”。这起贿赂案的查获，使得“权力掮客”这一寄生在腐败链条上的隐形角色露出了真面目，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

　　“权力掮客”并不是新鲜事物，从其所扮演的角色看，大致可归入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提出的“国家经纪”一类，相当于公权力的非正式代理人。在过去的乡村社会，由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短缺而且低质量，比如纳税，税户需要自己挑粮到县衙，还必须忍受胥吏盘剥，所以老百姓更乐意于借助“国家经纪”来与国家权力打交道，比如由同乡士绅代为纳粮。张福武背后的“权力掮客”，其“职能”与“国家经纪”差不多，只是他代理的并不是普适性的公共服务，而是特殊的权钱交易。

　　民众与官员、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公共规则组织起来的公共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并不会因人而异——你享有的权利，我同样享有；我拥有多大的权力，处于同一网络节点上的其他人也拥有多大的权力。而在一个由“权力掮客”联结起来的庇护关系网络中，充当庇护人角色的公共资源掌控者，则按照某种差序向被庇护人分配利益，这个利益分配差序通常取决于被庇护人与庇护人的亲疏关系、对庇护人的忠诚程度、向庇护人的“进贡”额度等私人性因素。总之，借助这些私人因素与庇护人取得密切关系的亲属、亲信与行贿者，就可以从庇护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照应；反之则不能。

　　“国家经纪”或“权力掮客”凭借左右逢源的关系资源，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以他们为联结节点的私人性庇护关系网络。在这种庇护关系中，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充当着庇护人的角色，张福武一类的“权力掮客”则是请托者。请托者谋求的通常是见不得光的私人利益；也可能是某些正当的公共服务，比如用正常程序办理颇费周折的合法批文。但是，即使庇护关系确实为某项公共服务的实现提供了便利，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行为仍然是将公共资源当成用来交换利益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民众共享的公共品；与庇护人扯不上关系的人，只能被拒绝在庇护网之外，同样正当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

　　庇护关系对公共关系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从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查出为涉案小人物提供庇护的显赫角色，也证明了公共关系的部分结构被庇护关系侵占、替代。在现代社会，对权力的分配有科层制的设定，公务人员只需忠于职守，而不是向私人效忠；在权利分配上，则根据普适性的平等的原则展开，各阶层需要的是公开的利益代表，而不是偷偷行事的“权力掮客”。但是，庇护关系的出现，则使“权力掮客”左右逢源、大行其道；更导致公共服务的平等与普适性原则被差序性的人情法则挤兑，权力的公共属性与行政的公正原则被私人关系破坏；最终，民众对公共规则的信仰将被对庇护关系的习惯性依赖所取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公共规则的无力，也导致庇护关系的效能被放大，当人们的正当公共利益不能通过公共关系确立并获得时，他们就会转而企求于私人性庇护关系。

　　因此，讲反腐败，不能放过那些正在挤兑公共关系的庇护关系。对权力腐败的打击，显然也只有在一个修复公共规则、清除庇护关系的过程中，才可以避免“割韭菜”的困境。

　　责任编辑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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