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10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组“黄金周”里游客不文明行为的照片。照片中，有的游客乱丢垃圾，比如10月1日升旗仪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的长安街上到处是垃圾；成都市“文殊坊”街边石雕的茶碗里堆满了垃圾；在厦门鼓浪屿景区，游客将废弃的餐盒等垃圾随意扔在草地上。有的攀树爬上雕像拍照，比如，在沈阳世博园，一位小女孩在母亲的“帮助”下，爬上塑像准备拍照留念；在济南市千佛山公园，则有一名和两名小游客爬上雕像拍照留念。

　　“旅游文明”成为一个公众热点话题，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与“国格”联系在一起，好像是从去年9月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园时开始的。当时，一些内地游客在香港迪斯尼乐园里的不文明举止被拍了照片，上了网，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

　　但是，时隔一年，旅游不文明行为仍然十分普遍，有关部门大概也着了急。出台这样的“国家级”的文件来规范最起码的个人行为，好像还不多见。这也说明要改变陋习绝非易事。所以我们不妨听听对此现象的一些分析。

　　旅游文明不能靠呵斥

　　长 平

　　出国旅游时，在罗马的一个叫西班牙广场的地方，冲来一队喧嚣的人马，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挎着最新款的相机和摄像机，兴奋地叫喊着。导游也高声招呼着。他们轮番合影。最后集体留影时，有人展开一条横幅，又有人带领大家呼口号:“××(公司名)明年会更好！”连呼几次，并举手做V字。

　　当时我远远地站在围观者中，也为他们感到脸红。但是我又想，觉得此类事情并不可以简单地拿游客个人素质作判断。试想一下，如果我恰好在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旅游(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被选中以后会不会拒绝？如果不拒绝，在这类活动安排中你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他被列举的丑陋行为如插队、挡道、吵架、过度照相和购物、夹带自助餐等等，往往都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如果你观察进城的民工分别在独处时和扎堆时的表现，你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独处时由于害怕而谨慎观察和模仿，扎堆时则张扬自己的方言和习俗。从心理学上说，张扬和排斥都源自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本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集体活动中的游客在境外表现得比在国内更不文明。

　　提高游客的个人素质，如果靠大声呵斥、举国运动乃至简单地立法，而不是对个人处境的体谅、对个人意识的强化和对个人责任的唤醒，即便不是南辕北辙，最正面地说，也只能说是以毒攻毒了。

　　“潜规则”是文明之敌

　　孙立忠

　　某些国人在出境游中表现的不文明，可以将其归结为公共精神的缺失，不能很好地做到自我约束、抑制。进而言之，究其实质，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出现无非是源于程序意识、规则意识的缺乏，源于现代公民意识还没有真正广泛建立。

　　拿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既然标准是变幻莫测的，大家心中没有一个恒定的东西，那些法律、制度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又如何奢望国人有一以贯之的文明表现呢？

　　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管制、引导的官员以及执法者们，往往却是规则的带头破坏者。某些官员特权思想严重，看病不排队、游景区不买票、出入高速公路不掏钱……；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寻租，某些部门利用执法权大搞“权力经济”，为个人及小团体谋取利益；在某些地方，正直官员得不到重用，而小人却日进，“逆淘汰”盛行……显然，这些都表明，在某些官员和执法者那里明规则得不到有效遵守，而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引领甚至是逼迫之下，公众自然难以形成良好的规则意识，许多人反倒是形成了不良的条件反射——违法违规了，不是按规定接受处罚，而是千方百计找人摆平。

　　所以，要想提高国人的文明素质，首先应从改变官场和社会中的各种潜规则入手。当官员们成为具有高度程序意识的文明标杆而不是正相反时，当社会不再存在两套截然相反的规则时，国人程序意识、规则意识的树立才庶几有望，文明素质才可能得到提高。

　　“公约”难敌传统

　　石敬涛

　　改变国人出境游不文明陋习是难还是易？参与公约起草的专家乐观地认为，今年内就有可能收到效果（《新京报》10月3日）。

　　文明公约和指南所列举的约定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以及国民在出境游中表现的不文明行为，是国民公共精神和规则意识的缺乏。像被鲁迅先生所痛斥的“随地吐痰”这一国民“劣根性”，这么多年了，之所以依然顽强地存在，这也说明仅有痛斥与公约是难以根治这个“活着的传统”的。在国内随便惯了，很难指望到了国外就会“彬彬有礼”了。而实际上，培养国民的素质和文明修养，日常的形象才是真实的，没有“国内形象”，“国际形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被学术界称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的王学泰先生在其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游民文化”概念，并认为“游民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以外的另一个相辅相成的传统文化，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时时冒出来“一统天下”，组成了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隐性社会”、潜规则原理。而国人在出境游中的一系列陋习，不就正是“游民文化”、“隐性社会”所派生出来的行为吗？

　　想真正从根本上对国民素质进行提升，营造积极、健康的国民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尚需要直面那些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隐性社会”，来洗涤“隐性社会”下的诸多潜规则。

　　公务员要律己在先

　　肖 华

　　发布《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是中央文明办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中的一个得力举措。

　　要想这两个文明指南尽快的发挥应有作用，公务员应起带头人模范作用。公务员是代表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主体，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的不断进步，无论是公费出国学习旅游，还是自费旅游，公务员越来越多，公务员的文明形象，不仅关系到自己形象，而且更关系到国家的形象。

　　可是我们在许多场合，从很多的媒体中，却发现少数公务员在境外旅游等中，做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举动，不文明旅游。有的公务员还存在着特权思想，在出去旅途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特权，强行闯收费站，不交费。这样的公务员连法律规定的过收费站交费都不遵守，很难想象会在参观旅游中会遵守排队、妇女优先的文明公约。

　　不文明也会“遗传”

　　宏 达

　　家长帮助孩子爬上塑像拍照留影，可能家长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认为别人有这样做的也跟着学；对孩子来说，也觉得这样好玩，有意思。家长在不经意间把不文明的习惯传给了孩子，教会了孩子，孩子有了一次经历后，再遇到此类情况时，说不定还会传给其他孩子，可见，这种传染作用实在可怕。

　　旅游不文明行为，是长期缺乏修养且相互传染所致，传染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远远大于修养。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扭转和纠正，还会像病毒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变异，产生极强的抗药性，即使原来的好传统，也容易被破坏掉。比如，今年在兰州大学，就发生了新生进食堂吃饭、到邮局取钱、去超市购物很少排队的事件，他们不仅对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不感到可耻，反而理直气壮地在校园网站BBS论坛上发帖质问“我们为啥要排队”。这有多么可怕！不排队现象在兰大校园中出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个人修养教育缺失——不仅是中小学教育的缺失，更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同时，家庭和社会不良环境不良行为的熏染和传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