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纽约，少年时期却在加利福尼亚度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在好莱坞高中上的中学，随后在那个知识分子热衷于激进实验的年代考入芝加哥大学。也许有人会说，作为一位美国颇负盛名的批评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在巴黎的那段时光，因为欧洲的文学景观基本已经成形。西蒙娜·薇依、加缪、萨特、娜塔丽·萨洛特以及其他作家是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批评文章中的主角。确实，桑塔格没有写过霍桑、爱默生和福克纳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美国对她来说，更让她感兴趣的是电影以及其他艺术，她的论题是布列松、戈达尔和雷乃。有一次，当被问及这一点时，她狡辩说，她的批评的要旨是“当下”，无关国籍。她依靠充沛的精力来实现她的理念。

　　很多桑塔格的文章得到过恰当的评价，但可惜未被太多的人所重视，比如收入《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的《论保罗·古德曼》，有人就将其称为“令人震惊的诗学批评”，但这只限于同行内的评价。而更多的人则喜欢表现出他们道德上的愤怒。人们指责桑塔格甚至为里芬斯塔尔这样的老牌法西斯主义者翻案。

　　在一篇名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的短文中，桑塔格考察了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电影，也是在这些文字中，她激烈地向权威挑战。在《意志的胜利》获得巨大的声誉之后，在拍摄了希特勒的行进的士兵之后，里芬斯塔尔在二战结束后来到了和平的努巴。努巴人以仪式化的摔跤比赛来表现男性原始的美和力量，但并不杀死或羞辱失败者。桑塔格从努巴人的照片中发现，他们还有另一种野蛮的仪式，为了男性精神使命而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纳粹思想传到非洲后的产物。桑塔格大逆不道地认为，艺术中，法西斯主义有可能也是迷人的。

　　《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是桑塔格的最后一部作品，不难看出，桑塔格分析战争摄影的初衷——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她对疾病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战争摄影对桑塔格来说只是一种媒介，人的痛苦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她观照的终极目标，就像艾滋病一样，虽然人们对此深表同情，但结果却是束手无策，长此以往，悲观情绪就在观看者的心目中逐渐沉积，不可避免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

　　《在土星的标志下》中，桑塔格借助于本雅明忧郁的土星气质，将这种女性的忧郁发挥到了极至，在解析本雅明的同时，她何尝不是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我看来，对疾病的迷恋和对本雅明的倾慕是一致的，疾病那缓慢的煎熬正对应着本雅明土星般的行动的迟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珊·桑塔格和本雅明一样都死于忧郁症。

　　苏珊·桑塔格的死，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她的友人、读者、特别是她的儿子大卫（他本人也是一位有天分的作家），都是一个损失。最后，没有什么比想到她自己的损失——无法再在舞蹈晚会、上演歌剧和电影的夜晚碰上许多“意外的奇遇”——更让我们感到难过的了。

　　有一回在市政厅里，作家们聚在休息室里闲聊，一个年轻人跑到她的跟前，问她：“你因何成名？”她回答说：“靠的是在我的黑发底下白皮肤的疾驰。”——一种缓慢之后的速度，忧郁之中的激进，就像犹太人本雅明身上的超现实主义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