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满百，常耽千岁忧。历史往往是今人的借鉴——社会需要以反腐倡廉保证国体健康；百姓需要以忠孝爱国承接民族传统。人们渴望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真谛，用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指导自己的行为。行进中的人们需要经常向前看，但也需要不时地向后回望，以准确定位自己的言行。

　　于是，当民族复兴的太阳冉冉升起时，人们都在惶惑不安地寻觅、认知自我，怕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故而，很多人都想与那些梳着大辫子的清朝先人们对话、交流，让他们详实真切地讲述往事；人们都想与那些两百多岁的祖爷爷探讨如何做人、秉政，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人们渴望能有这种跨跃时空的神秘沟通，以永葆国运祥和兴盛，同时避免自己日后走弯路。

　　我是刘氏家族十六世人，我二世祖刘恒，明朝弘治（一说成化）年间从今天的安徽砀山迁至山东诸城逄哥庄务农；五世祖刘通，在明末时考取秀才；六世祖刘必显，于顺治九年（1652年）考中进士，后出任广西员外郎；七世祖刘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四川布政使。我的这位祖先，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朱轼、蔡世远在他们撰写的《国朝循吏传》里颂扬的那个廉洁、正直的清官；八世祖刘统勋，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进士。他除暴安良，体恤民情，后来官至首席大学士与军机大臣，谥为“文正”；九世祖刘墉，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他机智博学，勤政爱民，也当过首席大学士和上书房总师傅，谥为“文清”。

　　其中，八世祖刘统勋故事应该最多——仅据《清史稿》记载，他就曾十二次以钦差身份前往各地修河、勘狱，处理政务。他惩治了很多贪官，纠正了张廷玉营私结党、布列满朝的做法，冒死制止乾隆皇帝以大量满人出任地方官的重满轻汉弊政。他清正廉洁，严辞拒绝下属馈遗，又常常不顾奸佞截杀的危险，微服出京访贫问苦，深得百姓拥戴。

　　在我六世祖刘必显后面的三世人中，有三十五人考取举人，十一人考中进士。刘氏家族被乾隆帝称赞为“海岱高门第”与“国史之表”。1814年，嘉庆帝亲命太子少保光禄为刘氏家族修谱，并将刘统勋、刘墉身后供奉于地安门外乃营庙的贤良祠内，与屈原、岳飞和包拯等忠良同列受祭。后世帝王群臣，每年春秋两次展祭，行两跪六叩三献之礼。而到刘家第十世时，又出了吏部尚书刘鐶之，十一世又出了文化官刘喜海。刘氏家族如此昌盛，得益于忠孝厚积的家族传统，也得益于六世祖刘必显与七世祖刘棨的苦心培植与先身营造。

　　纪连海先生评说的刘氏家族历史以及刘必显、刘棨、刘统勋和刘墉四世的业绩，与我家族的记载吻合，并且很详实。听着比我年轻近二十岁的连海先生讲述我家二百多年前的历史，感觉他对于其中的桩桩件件比我还要清楚。于是，好奇的我与他通了第一次电话。原来，他是做过大量繁琐的网上与社会调查的，同时以细致推理甄别。他以学者的坚韧、刻苦的姿态，走上历史讲坛侃侃而谈，使我深受震撼。在其后的多次电话与当面交谈中，我终于认识了博学、爽朗的连海先生。我羡慕这个腾飞于时代的年轻人的执著与智慧，于是，我也发愤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

　　连海热情约我共同研究刘家历史，让我甚为感动，这让当过报纸副刊编辑，写过诗歌、散文，年届六旬的我，也骤然年轻了许多。

　　从1972年起，我开始调研我家历史，但总集中不了精力，总指望有更多的明日。人生苦短，岁月悠悠。刘氏后人今已有千余人家，大都仍居住在山东逄哥庄或附近的村庄，刘家做了六世高官，家中竟无资财积蓄。1844年，河北（当时为直隶）已连遭三年水灾，时居固安的十一世祖刘祯与刘祥，只得逃荒到黑龙江。其后的一百三十六年间，刘家后人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土匪与歹人的欺辱和压榨，给后人留下一部与前面数世反差太大的伤痕累累的近代家史。那几代人，可谓是中华民族中经受过最血腥、最野蛮生活环境历练的一条生生相息的顽强人链。

　　我以自己的平民视角，探寻我家逃荒黑龙江的庞繁史实，挖掘那残酷社会中穷苦人的血与泪。先人因生活困苦而显得麻木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族人的哀叹嗟伤不绝于耳。

　　我十一世祖刘祯，1844年与弟弟及妻子挑着两个孩子逃荒闯关东。途中讨饭时，遇灾民群殴，丢了弟弟刘祥。他先在黑龙江阿城三老屯住了两年多，边给旗人打工，边寻找弟弟。后来他搬到深山老林的石虎岭东沟，与原始森林和狼群为伴，休整了四年。再后来，他又搬到闫家店，豁出一副筋骨垦荒种田，以图为家人挣个温饱。他谨守家族传俗，不忘故土，可他寻觅终生也未圆自己的手足情。他老人家年逾古稀时，长久的思念摧毁了他的身心，他竟服毒自杀，至死眼泪不干，不能瞑目。

　　高祖（十二世）刘万金，从1874年开始潜心开油坊，冬日里起早贪黑地跑营口经商。万金公和长子刘得赶着咴咴嘶鸣的七挂马车，车老板们手提纸灯，哼着高亢的东北小调，整日马铃儿哗哗，奔驰在蛮荒的冰雪上。1890年秋，刘得赶车拉庄稼时，为保全他人性命，跳车勇拦惊马，惨死车轮之下。因为此事，万金公痛愁成疾，于1892年不治身亡。

　　曾祖父（十三世）刘贵，从1893年起便栉风沐雨地驭犁处女地，挥鞭给旗人垦荒两千六百多亩。1907年一个秋夜，我家场院遭人放火，五六丈高的火光烧了五十万斤粮食，家人们只能望着灰烬捶胸顿足。后来，曾祖父和他的儿子文巨被家里要吃饭的八九张嘴逼得在三九寒天去长春跑运输。1919年运甜菜时，又被野蛮的土匪抢走八匹马。此时野荒开尽，良田早归旗人，自己竟落得一无所有。1945年他处于饿病之时，遣孙儿拿家什去城里换点心，回程又遭日本兵抢劫……曾祖父死在堂屋时，我家已家徒四壁，竟买不起一口棺木。

　　祖父（十四世）刘文巨，是一个自学盖房、做犁的木匠。他是一个干活好手，秋收时一个人一天起早贪黑，可割两亩黄豆。1943年后，家乡连年涨水，田里都可以抓鱼了。产粮不够交租，一家人便到崴子挖菜，喝糠糊度日。土改时，阴险的东家蔡氏当农会头头，趁我壮年到铁路做工，以“种地不交租子是恶霸”为由（他家被定为中农），将我家定为富农成份。这样的成份，让祖父多次惨遭批斗，使其终日愁闷，卧病八年而死，终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