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金秋十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形成重大决定，切准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关键，标志着社会发展理念、执政理念以及民生理念的重大变化，将会给不同阶层的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

　　巧合的是，这次会议届次中有两个“六”字，加2006年年份中的“六”字，给历来有和谐文化传统的国人以“六六大顺”的联想。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必然结果，是建设中国式小康社会的必然取向。经过28年余的经济较快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在认识和处理人均收入、人均福利以及人均资源供给等主要指标上，我们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也需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途径加以疏导和化解。因此，和谐社会是一个复合概念，是一个包容系数很高的概念。它既要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体现“最大公约数”，也要保障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享有发展各自合法利益、表达各自合法诉求的空间，体现“补集”。

　　首先，和谐社会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发展、稳定四位一体的治国文化理念。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一个稳定的政治氛围，对于用好本世纪头20年这段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当然，稳定不等于一潭死水，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稳定。

　　第二，和谐社会凸显了培植、巩固共同价值观和政治认同观的时代迫切性和历史使命感。越是改革开放，越是经济发展，民族认同感、国家荣誉感、社会荣辱观越显得重要。正如此次全会指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强盛的国家或民族，都是与其富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的。在当今许多国家里，着力培植与时代相符合、能为社会成员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和政治认同感，倡导公正互助、宗教宽容、种族和谐的社会文化，以此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创造良好的社会软环境，已经成为一条深刻的经验。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观、公平观、贫富观、权力观、地位观等都有待培植、发育，有的需要矫正。“和谐社会”能够尽可能广泛地涵盖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培植、巩固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认同观。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了统筹思想，涵盖了意识和物质、对内和对外、短期和长期、历史和未来、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演变等的相互关系。处理好这几组关系，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和谐的对内对外秩序，才能够修筑起有利于和谐因素不断累积、不和谐因素化解成本相对较低的机制轨道。

　　统筹是实现和谐的基础，统筹需要务实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因此，一个高度重视统筹的执政党是人民所需，执政党熟谙统筹是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