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睹“二奶”孙女士悉心照顾绝症的情人后，律师郑百春决定开办“二奶”维权网。目前，他已经帮助4名“二奶”成功争取了自己的权利。郑律师认为，“维护二奶的合法权益不等于支持女人当二奶，需要维权的二奶属于弱势群体，她们的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他的举动还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北京晨报》10月11日）

　　虽然道德的标准会随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与时俱进，但至少在目前我们社会的生活方式下，搞婚外情也就是俗称的“包二奶”，违背通常的道德标准，这一点即便是“包二奶”者以及“二奶”本人也是承认的。但问题是，道德上的瑕疵，是否就能必然剥夺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如果我们不是习惯运用双重标准来批判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即便在法律上具有不正当性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都不能被剥夺，何以仅仅在道德上具有不正当性的“二奶”，就不能享有底线的基本权利？难道道德的瑕疵比违法行为更具有应当被苛责的理由？事实上，在“二奶”接受遗赠、正当维权时，道德的判断从来都不应蒙蔽法律判断。

　　正如我们不能认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是鼓励犯罪一样，维护“二奶”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不意味着支持女人去充当“二奶”。反倒是身为“二奶”者，由于忌惮于社会环境中的道德指责，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忍气吞声的方式回避权利主张，或者说以放弃合法权利的方式，去弥补自己的曾经的“道德缺陷”。

　　是不是“二奶”只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有没有权利”则是一个法律判断。姑且不论是否有“二奶”的非道德情节，与“能否维权”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单就是“道德判断不能凌驾于法律判断之上”的基本法律原则，就决定了不能任由道德的口水，肆意湮没个人的权利。一旦法律上的权利被道德所左右，那么，确定性的权利就会沦为不确定性道德的奴婢。而这对于法治精神的伤害恐怕更为深重。

　　一个社会，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其上升为道德的天堂，那么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其堕落成“人言可畏”的地狱。

　　如果说“二奶”现象，不过是社会中种种道德瑕疵中的一种，是当事人的错误，那么，一旦社会能够以此为由剥夺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可就不仅仅是社会的道德瑕疵，而是社会堕落的开始。在一个由道德任意裁剪权利的社会中，你会有安全感吗？反正我没有。

　　虽然我们渴望每个人都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太多的人，不过是道德上的侏儒。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他人指手画脚的人，他的道德感并不一定比被苛责的对象更高尚。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反对道德评判，我真正要反对的是剥夺当事人权利的无原则式道德评判。我希望人人都具备优越的道德感，但我不敢奢望之，更不敢想像一个高尚到所有人的道德感都整齐划一境地的社会。

　　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我想，参差多态的，也应该包括道德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