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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三四百支不止。大部分居住、排练在霍营农村平房区一带。那里的房子相对便宜；露天市场上的主副食也贱于楼房小区。也有些乐队散在香山、宋庄、七九八一带。
我理解的地下乐队有这么几个特点：在商业上还没有成功；在词曲演唱上多带反叛；在经济上多为倒贴（虽有些酒吧演唱但收入极低）；在行头上比较另类（耳环要戴单的，新裤应是破的，头发没有不长不短的）。
我认识些这样的歌手、乐手，酒聚之余知他们不少信息。别看他们背着好几百或上千的琴，但有时他们兜里只有几元钱。这时候只能蹭车（逃票）。小凡讲：最苦的时候我只能去唱通道（地下过街通道），八个小时唱下来，累极了，平均每次能得30元左右；我唱通道只唱自己的歌，决不唱取悦行人的——我最受不了大款把一百往我面前一丢，说你给我唱ＸＸＸ歌。小凡是他的乐队的词曲作者兼主唱，他唱的“妈妈，收回你的爱吧，你的爱已将我撕裂”，我觉得不错，让我想起张楚的“姐姐我要回家”。
小Ｂ来北京已打拼好几年了，生活一直艰难。半月前的酒吧演唱，20元的门票没卖出30张，乐队提成甚少。他经济拮据时交不起房租，拖到拖不下去时，只好半夜偷偷地搬家。但他理想坚定，决心坚持下去。一次他喝了两瓶之后，向我发泄种种不满，我像个垃圾筒似的接受他的愤怒——我觉得他好久没这样说话了。我不敢跟他开玩笑，他的心里没有幽默能力。
小Ｃ以他们乐队的名字开了一个琴行。他说：演出也就挣个饭费烟钱，主要是靠教琴、卖琴补贴排练和乐队。那晚也是酒后，我听他和主唱在夜市的羊肉串摊上唱了很有民族风格的软摇滚。我问：你们有没有跟哪家公司签约。他摇头，又说：我们就是喜欢，瞎玩。
我知道几乎没有不想签约的乐队和歌手，大部分都想由地下升到地上——真正地以音乐养活自己并实现理想。小Ｃ就因一手好吉他和西北嗓签了一家台湾公司。他虽然租了好房子，抽四元以上的烟，却说：不那么自由，你不想演出的时候也得按合同硬唱，你没感觉时也得按时间交出作品。
在西四北六条的某院里，有好几个排练或录音棚，大的，小的，地上的，地下的。我在地下室最次的一间收费排练室中，见到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我与他们小聊，他们对楼上两个带空调录音棚的两支有名的乐队，露出不屑之态，说了些不敬之词（此不披露）。我觉得在摇滚界里也分“阶级”，可能也有“阶级斗争”，底层的当然想打倒“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的音乐大多不管商业性而一味地革命。
有的乐队已从地下升上来，比如冷血动物乐队。他们有首歌唱道：“我早已经忘记了第一次看见妈妈是什么感觉，妈妈给了我身体希望我能幸福地生活，循环的太阳把我深深埋葬……”而有的乐队，已在地上抑或半空消失了或者正在腐烂。歌唱绝望的不见得绝望，吟诵忧伤的很可能是忧伤的败类。
小Ｄ的心态好，他做生意挣钱养乐队。他说摇滚乐是我的生命，我要用挣的钱去爱护发展我的生命，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挣钱，做生意；我可以干我最不喜欢的事，只要钱多，做音乐我只能做我最喜欢的；靠音乐卖钱，那是天才或者小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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