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及时把自己从其它杂念中清理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父亲的行动中去。
从许可的遭遇联想到汪梅兰,我发现了某些共同点。虽说这事有些难以启齿,我还是跟鸽子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我说,首先致使她们怀孕的男人都是混蛋。
鸽子一边点烟一边点头称是。
我又说,相同的是,同样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怀孕事件,不同的是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麻烦悄悄处理了,另一人个拖泥带水生下一个大活人来。
鸽子却说,其实她们最大的不同是一个人对那个男人充满感情,而另一个人从骨子里恨那个男人。
你凭什么认为王女士对那个人充满感情?我胡乱给小姨起了个名字。
这不难理解,在那个年代出了这种事情别说自己和家人会拼命遮掩,来不及地去解决处理,就算被居委会发现了也不可能让你把孩子生下来。你没听说农村搞计划生育,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孩子照样引产打掉吗?王女士要没有爱情的力量,要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她怎么可能隐瞒那么久,又怎么可能把孩子生下来。
难怪我现在这么死心眼呢,原来愚蠢都是遗传。我没好气地说,可那个男人要真这么优秀,真值得王女士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他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出现呢?他怎么到现在都不来认他的亲生女儿呢?
鸽子叹了口气,这不是那个男人优秀不优,值不值得女人为他做出这么大牺牲的问题。身在爱恋中的女人都是瞎子,男人的一点花言巧语就能哄得她们真心相许,就能为他们抛弃一切。那时候的女人既没有理智也没有头脑,就算她知道那人不值得她终身托付,已经爱上了就像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继续往前走下去。
那你说王女士爱上的会是什么人?是不是学校的老师?
鸽子突然看着我说,你怎么对这人这么关心啊?她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赶紧解释,唉,是我一个同学家的事情。我们同窗四年呢,我当然关心。
鸽子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全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呢。不过有一种可能……
我忙问,什么?
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男人早有家室。因为这种事情一看就是有家室的男人所为。只有他们干得出这样的事来。
我连连赞同,没错。他要是个单身男人,王女士家早就逼他娶王女士为妻了。
我特意调换了休息时间,再次来到K大教务处,找到了负责学生事务的女士打听。谁知她查了一下档案,只说汪梅兰确实在1980年到1982年就读K大中文系,83年初开学她就退学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记录。
这个人看上去三十二、三岁,二十多年前她可能刚上初中,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我只好又问,这里有没有年纪比较大一点,七十年代就在这里工作的老同志。她说确实有一位,好几年前就退休了。我打听到了姓名住址,立刻赶往教师住宅区。
很顺利地找到了这位退休女士,她听说我是报社记者有些惊讶,我开门见山直接打听汪梅兰的情况。她说学校学生太多了,不可能记得每一个人。又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如果学校告诉你汪梅兰是退学那就是退学了。
我变着法的打听了一会儿全无结果。最后她不解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她的班主任去打听呢?这一下有如醍醐灌顶,我立刻谢她告辞。
查找汪梅兰的班主任就容易多了,却没想到他也退休不在北京,被聘去南方某所私家大学当教授。我只好再找当时给她们班上过课的其他教师,最后只找到了一位当年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任教授。
我向任教授打听汪梅兰,他半天也没想起来,我又提供了一些线索,任教授这才恍然大悟,说,是有这么一位女生,个子蛮高的,眼睛大大的,每次上大课都坐前排,挺认真的。后来突然就不见人了,听说退学了。
我知道向他打听是打听不出什么来了,不抱希望地再问一句,那您知道他们那一班有没有留校的老师呢?
任教授想了一下说,80级的吧?有啊,我们系邓钰老师就是。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她应该是那一届的,是不是那一班我就不敢保证了。
立刻回到中文系,打听之后找到教师办公室,再打听,又追到教室门口等着。好容易下课了,教室的门猛地打开,一位微微发胖的女士走了出来。她一见到我,不由得一愣。
原来她就是那天我和谷风在校门口碰到的那位短发中年妇女。
她惊讶地说,哟,你怎么来了?
我说,是啊,可真巧。
她又问,你是找我吗?
我说,是。
这回她没有马上说话,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学生们陆续从教室里出来,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让我怀念不已。
脑子稍稍走了点神。就听她说,你还是想问汪梅兰的事情,对吧?
我也来不及惊异她怎么会有这样敏锐的判断力,立刻就问,你跟汪梅兰是同届吧?你们熟吗?
她似笑非笑望着我,声音不大也不小,我跟汪梅兰不仅同届,也是同班同学,还是同一个宿舍的室友呢。
我的心立时跳得飞快,紧张地追问,上次你不是说她被学校开除的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突然笑了起来,那天我是瞎说的,她确实是自己要求退学的。
那你知道她为什么要退学吗?第[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