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看似平平淡淡，没有非凡的事业，没有婚姻，历史也许不会记住她，但我们却想走近她———这位内心光洁平静的九旬老人。

　　72岁那年，她买了一张周游世界的机票，曾经是她学生的各国领事、商务代表在欧美各国的边境线上等候她，说：“我的老师要来了。”

　　在香港作家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里，她开满昙花的阳台是与她素未谋面的董桥心向往之的地方。她说：“上帝爱我，让我在90岁时还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昙花开时，我通知你来看花。”

　　她叫桂碧清。

　　桂碧清

　　坐在长着昙花的阳台前阅读《东方早报》，这个阳台是与她素未谋面的董桥心向往之的地方 早报记者高剑平 图

　　90岁的桂碧清一生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但直到今天，她也从没放弃为自己做精致的一日三餐并莳弄花草。她每天都做祷告，但不看《圣经》，不上礼拜堂。

　　中国最典范的文化世家的熏染造就了她，而在她开朗、幽默的气质中，看不到文化常常伴随的滞重的忧愁和感伤。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刻成“爱”字的小金饰，那是曾经跟她学习汉语的西屋电器总裁夫妇送给她的礼物。

　　这个阳光洒进窗子的午后，90岁的桂碧清在开满绿色植物的客厅里摆上她亲手做的哈密瓜汁和橙子酱，就像许多个午后和她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一起喝下午茶。窗口的昙花已经有了几个花骨朵，那是一种从叶子的茎脉里开出花来的植物。桌上的相框里有一组照片：昙花包围的桂碧清和她的外国学生们。左上角是他们出门吃饭前，那株大大的绿色植物上还只挂了几个花骨朵，右下角是他们回来时，粉白色的花已经盛开了。

　　“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好”

　　七十多年前，她对一位即将离开她去求学，而希望与她保持通信关系的高年级男孩说：“没有必要写信，会记得的自然记得，要遗忘的自然遗忘。”四年后，她患了被医生判决会双目失明的眼疾，躺在床上，收到那个男孩打听到她二姐的地址转寄给她的信，懂得了自己一直是被人以自己所能接受的方式爱着，开始爱人时，却决定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不要让得病的自己连累他。没有给这个心里惦记着的人回信，但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地址，她做了一本纪念刚刚去世的表妹的纪念册给男孩寄去。就在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那封信在烽火中不知辗转何方，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71年后的今天，老太太猜测，当年的男孩应该已经过世了。“我都90岁了。我一直觉得有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好，真的在一起，也许以后遇到什么风波，反而不一定有这么好了。我没有太多的伤感，也没有太大的遗憾，我想就算在年轻的时候遇见他，我也只会鼓励他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妻儿；最好是大家都老了的时候碰上了，这时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而我也终于可以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坏。其实无论什么时候碰上他，我都只想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的那么坏、那么无情无义的。我有时候也想，自己可能有点怪，但我一直都很满足，很快乐。”

　　爱是需要能力的，隔着七十多年的岁月烟云，她回望如昙花一现的往昔爱情时，依然看见它灿烂如昨昔。说这段回忆于她是一种信仰也许还并不恰当，如果她仅仅是凭借它来支撑自己的一生，那么这种凭借的依据会随着不再有任何积累的消耗而日渐稀薄。事实也许相反：她很好地看顾了自己的一生，也用一颗未经磨砺的光洁心灵完好地贮藏、保存了这段远年的爱情。

　　一代人精神的独特成长

　　她真的是个幸运儿。

　　《亚洲华尔街日报》多年前曾刊登过对她的报道，其中有一幅她笑意盈盈的“babyface”像，下有一行小字：“GuiBiqing,apassagetooldShanghai”，然而在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眼中，桂碧清与其说是代表了一条通向遍布传奇人生的老上海的幽径，不如说更像身为传教士女儿的《大地》作者那样，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历史上的典雅开始与西洋的活泼相遇时，所影响的一代人精神的独特成长。从更私人化经历的角度，也许可以追溯到她的外公———中国长江流域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把闺阁中的女儿从湖北送到了上海，在圣玛丽亚女校接受教育。这个后来嫁给了清华大学教授的女子，在清华园教师夫妇互换伴侣的晚会上，还是有些害羞地只敢挽起一位年迈的老校医的胳膊，但那一场场晚会里，中国人、西方人相处愉快的空气，早已深深印在童年桂碧清的脑海里。在整个中国还没有完全步入现代的岁月里，这个家庭里已没有一个孩子再穿开裆裤———他们中后来走出了中国关注艾滋病村的第一人和SARS期间作出重要贡献的分子病毒学专家。

　　4岁的时候，随当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举家迁入中西文化交汇前沿的清华园，夏天上北海划船，冬天去那儿溜冰，在当时比颐和园还漂亮的圆明园里捡很久以前的松树压在石头上、松针化成了石纹的化石。后来一家人搬到了北京城内的德王府———一幢天主教财产的房子，回廊和颐和园一样漂亮。学儿童教育的她用类似教儿童的方法，从1940年开始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为自己赢得了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优裕生活。“但我现在也不乱花钱，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肯定不够支持我的生活，我得为以后作点安排，不想在不能工作后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她的内心通达平和

　　如果不是她自己亲口说，谁都想不到她已经90岁，她的右眼在“文革”后就已经失明。“我随时准备着彻底变瞎，但我很有信心好好地生活下去。兄妹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我就骗他们说有阿姨陪我。其实我可不想家里多个人，那多不自由啊。饭菜要自己做，才能有自己喜欢吃的；花草就像孩子，要投入自己的精力去培养；阿姨来了，我只要她帮忙收拾屋子。”

　　她在中西女中教书时，面对一位同事要她入党的建议，直说：“我不行，我胆小，回头我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把你供出去了怎么办啊？你怎么还敢在这里跟我说这样的话？而且我还得挣钱养家。（抗战时期，她父亲远在内地贵州，家庭经济来源都落她的身上）”但经地下党的介绍，她也在当时位于“孤岛”的苏联“呼声”电台里成功地独立采、编、播了中国第一套儿童节目并做新闻评论，在其中穿插了张天翼等左翼、革命作家的作品来机智地宣传抗日思想。

　　1956年后，她将全身心的爱投入到康健第一幼儿园的孩子们身上。“看着孩子们在我弹奏的乐曲中蹦蹦跳跳地进教室，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有时候忽然想到一些有趣的话，就写成儿歌投给《小朋友》杂志。”

　　桂碧清

　　说，人年轻的时候是住在北京好，因为那里有山有水，可以玩的地方多；年纪大的时候住在上海好。因为这里服务业发达，弄堂口就能买到早点。她从小被妈妈戏称“铁嘴豆腐脚”，到现在除了也只有两条腿行动不太方便，但她会经常打的去看望她的弟弟。“从前因为爱穿裙子，没有把腿保护好，现在就算夏天热，也要穿保暖袜注意保护。”

　　最大的幸运还来自她内心所拥有的通达、平和。“我有个朋友，也没有结婚，她就一直觉得很难过，不高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高兴？觉得自己生病时很痛苦、很可怜？可你想过没有，别人得到丈夫、儿女的照顾，曾经是为家庭付出了多少，投入了多少精力？’我没有付出过什么，就不期待回报，我觉得生病痛苦很正常，这很公平。”

　　桂碧清

　　现居上海。1917年出生于湖北江陵。外祖父为中国长江流域第一个华人传教士。

　　1921年随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举家迁入清华园。

　　1940年起，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至今。

　　抗战爆发、北京沦陷后，全家迁至上海。抗战期间，在中西女中任教，后经地下党介绍，在位于上海租界的苏联“呼声”广播电台独立采、编、播中国第一套儿童节目并兼做新闻评论。

　　抗战胜利前夕，与妹妹一起为地下党传递经费。

　　解放前夕，在地下党开办的立文小学任学前幼儿园主任，按照中西女中贵族学校式的办学模式为地下党工作作掩护。

　　1982年，在上海交大对外汉语班授课期间，用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成《汉语口语基础教材》，成为许多留学生的汉语自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