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日报》2001年8月11日一版，刊登了我采写的舆论监督报道《吃谷的秤》。这篇报道获得了第十六届（2001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等奖。然而，它的面世历经了鲜为人知的艰难险阻，它是责任与正义的结晶。

　　得悉粮库在克扣农民

　　2001年8月8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韩公渡镇城址村党支部书记周大河特地来到常德日报社向我反映了这样一件事：他把自家的粮食交到鼎城区黄腊溪粮库，当交到第8个码子时，偶然发现粮库司秤员的脚在磅秤下面动了动。他在司秤员动脚的地方用手一摸，硬硬的，撇开一看，原来是一根已经被磨得发亮的连接磅秤重量刻度的弹簧（用脚顶弹簧，重量就减少）。因为有司秤员座位的掩护，所以司秤员动脚一般难以被他人发现。周大河当场把这个码子重新称了一下，称时他眼盯着司秤员的脚，由于这次司秤员的脚不敢乱动，结果比上次的多出了5公斤。如果周大河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便是一起罕见的粮库克扣农民的事件。生于农村，在农村长大的我深知农民种田的艰辛。我当即表示，第二天去深入采访。

　　因为记者采访批评报道被打的事屡见不鲜，为安全起见，我请武警部队的一位朋友帮忙派了一辆车。到达城址村后，我先找到了周大河，又与他一起找到了几位曾被黄腊溪粮库坑害过的农民详尽了解情况。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黄腊溪粮库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干起了这种勾当。对此，我决心揭开黄腊溪粮库的黑面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为了防止有的农民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我事先向他们郑重申明：一定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地提供情况，一定要对自己提供的情况负责，都要在我的采访本上签上“我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的字样。通过一个上午的采访，我掌握了黄腊溪粮库坑害农民的不少事例。

　　下午的任务就是去黄腊溪粮库做核实性的采访，这是最难的一关。在采访批评报道中，记者往往是要吃闭门羹的。果不其然，我和几位村干部一起前去时，但见粮库的大门紧闭。原来，村里出了“间谍”，给粮库通风报了信。我们只好暂时回到村里想办法。义愤激发了我的点子。我提议，找几个农民拖几车稻谷去交，看他们敢不开门？下午2时许，10多位农民用手扶拖拉机拖了满满3车谷去粮库。这时，粮库还是不想开门，有人在里头说：“今天不收谷。”他们的理由是库里没几个人了，其他的人都外出开会了。此时，农民把扁担、竹杠（抬谷时用的）往地上礅了礅说：“我们是来交粮的，今天不收，我们就拆了你们的粮库。”见农民如此愤怒，粮库的人这才把门慢慢打开。

　　妙引可证的回答

　　我的皮肤生来就黑，加上穿着朴素，混进交粮的农民当中，粮库一时还真不知道我是个记者。进入粮库，我就说我是村里的干部，要找库里的领导就交粮当中出现的问题交涉交涉。问了库里几个人，都说没看到库主任。和几位熟悉库主任的农民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见到他的影子。看来找库领导采访的计划是泡汤了。好不容易进得粮库，总不能空手而归吧。我只好去采访在秤上动手脚的司秤员了。这是我采访粮库的最后一线希望。司秤员是直接责任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承认自己的丑行的。我心里琢磨，得想法子让他开口说话，而且要让他说真话。要达到此目的，关键就在于提问的技巧了。如何提问？如果直统统地问，你有没有在秤上搞农民的名堂？或者问，你有没有偷吃农民的血汗谷？可以肯定，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没有”两字。

　　我为提好这个问题还真动了一番脑筋。我是这样问的：“同志，你秤上失误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看，没有把司秤员当成坏人吧，而是亲切地称他为“同志”，且把搞名堂或坑人说成是失误。然而，这个提问又的确是很艺术的——采用了肯定的句式——肯定了他秤上是有问题的。这一提问还真是立竿见影了，这位司秤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无意的，因为天气热，人难受，所以有时不知不觉就把脚放到那里（磅秤底部的弹簧处）去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这话其实就是承认了自己有舞弊行为。我没有罢休，接着追问：“那里面是根钢筋，又没有风，应是很难受的哟，你怎么会觉得舒服呢？”司秤员不能自圆其说，无言以对。他的话虽然不多，但对于我来说的确很重要。如果他不开口说话，或者开口了而不说这些话，那么我的报道还真不好写哩，就是勉强写出来也不理想。

　　面对多方说情的围困

　　按照常德日报社的规定，重大批评报道要经过社长审阅。我把这篇题为《吃谷的秤》的稿件拿给了社长、党委书记王承英审阅，他看后明确表示同意见报。这篇报道原拟在《常德日报》2001年8月12日二版编发的，但却提前在2001年8月11日的《常德日报》一版刊登了。个中缘由就是，说情的人太多了。

　　当时常德日报社的社长、党委书记王承英接到了鼎城区主要领导的说情电话，副社长、副总编辑孙在平接到了鼎城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说情电话，副社长、副总编辑伍长庆接到了常德市粮食局一位领导的说情电话……我的手机都成了说情热线电话，找我的人当中有部门、乡镇的领导，有我的同学、战友。更诱人的是，有关部门愿意出重金买下我的这篇拙作，让我“受宠若惊”。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日报社领导统一了认识，并在编前会上决定，将此稿提前一天在一版发出，以免有关部门找到市领导后来给社里施压。为此，社领导统一行动，将手机关闭。为了不受外界干扰，王承英到很晚才回家，孙在平把家里的电话线都给拔了……王承英还指示我把手机关掉，要我晚上不要待在家里，到总编室来。一方面以防人说情，另一方面可以把稿件反复斟酌。那天晚上，还真有不少人到过我家来找我说情。

　　锐气胜过羊城晚报

　　尽管工作做得如此细致，但还是遇到了极大的阻力。2001年8月10日午夜零时，《常德日报》头版的清样出来后不久，社值班领导纪检书记丁兴宇接到了常德市一位副市长要求撤下此稿的电话。《常德日报》毕竟是一份地市级报纸，是受常德市委、市政府管着的报纸。这可为难了丁兴宇：撤吧，又是社里编前会决定了的；不撤吧，市里领导又发了话。左右为难之时，他把电话打到了王承英家里请示，此时王承英为躲避说情刚刚才踏进家门。王承英态度坚定，他说：“我就是掉乌纱帽，也要为农民说句话。”他指示丁兴宇稿件一定要发，并要丁兴宇去说服那位副市长。这篇为农民而呐喊的报道终于按既定的时间艰难地见报了。这让我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我又怎么不流泪呢？不要说是本地的一张报纸，就是外地一向很有锐气的《羊城晚报》和面向湖南省的《三湘都市报》不知怎么都没有了下文。《羊城晚报》焦点新闻版的一位编辑发电子邮件告诉我，本来清样都出来了的，后来值班社领导指示给撤了下来；《三湘都市报》特刊部的一位编辑打电话告诉我，稿件已编好，但省委宣传部指示不能见报。

　　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这篇报道见报后仅3天，鼎城区粮食系统4名相关人员即受到查处，其中开除、撤职、行政记大过、行政记过处分各一人。曾因害怕“吃谷的秤”而按粮不动的城址村农民在十多天内就完成了全年粮食上交任务的80％，全镇排名第二。这篇报道后被《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湘声报》、人民网、新华网、红网等新闻媒体转载。强大的舆论阵势促使湖南省粮食系统广泛、深入开展了粮食收购大检查。之后，全省再没有见到粮库坑农的报道。这充分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