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哈尔滨市50多名ＣＳＷ（女性性工作者），在当地疾控部门的组织下，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在公开自己的身份、公开自己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此举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给‘小姐’公开搞培训，这不是承认色情服务吗？”（10月15日《哈尔滨日报》）

　　虽然，对于此事，两个相关政府部门——卫生疾控部门和公安治安部门，都相互对对方的工作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但两者的分歧同样也是明显的。如疾控部门认为，“对于‘小姐’的打击无可厚非，但是事与愿违，这个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她们存在，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宣教的职责”，而警方则公开表示：“这种给‘小姐办班’的防艾宣传方式，警方不能认同”，“‘小姐’公开身份接受培训，绝不代表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会减弱”。

　　显然，这种分歧再次昭示了当前在艾滋防疫与“扫黄”上的一种治理矛盾和困境。具体到哈尔滨的“‘小姐’培训班”，这种矛盾和困境的体现，正如当地法律人士指出的：“卫生部门在关怀ＣＳＷ时掌握的情况是否要向公安部门举报？一旦举报了，干预工作还怎么做？公安机关得知容留、组织色情服务的娱乐场所老板带着‘小姐’来上课，是否应该出手打击？打击了，卫生部门的干预怎么做？”

　　对此，笔者看法是，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现实环境下，应该取其大者——即在不根本违背“打击卖淫嫖娼”的治安秩序的前提下，优先保证艾滋防疫的需要。因为，从更高的社会秩序、利益角度来看，健康防疫、疾病控制才是更为根本也更为紧迫的需求，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长远。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打击卖淫嫖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想强调的只是，当单纯的“打击”需要与健康防疫需要产生矛盾时，前者应该尽可能地服务服从于后者这个大局，这正如《传染病防治法》所要求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具体来说，也就是，对于卫生疾控部门组织的防艾干预工作，公安部门应当遵从这样的治理理性。

　　事实上，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初衷上看，“卖淫嫖娼”行为之所以被禁止，维护“公共安全”原本就是其根本目的，如该法第一条指出的：“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制定本法”。这表明，如果我们承认健康防疫、控制疾病流行也是一种“公共安全”，而且是比局部、眼前的“卖淫嫖娼”更为重要的公共安全的话，那么，防艾与扫黄，站在更高的社会公共治理理性角度，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两难”。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