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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不断有红军战士因为伤病而掉队。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全国对这些掉队的红军战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能说清楚当年到底有多少掉队的红军。
作为失散红军，他们参与了中国革命中最艰难的旅程，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了队伍，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以自己的牺牲，成就了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保证了大部队最终的胜利。他们没能走完长征，但他们或悲壮、或辛酸的经历理应作为长征大历史的一部分，被后世铭记。
众目睽睽之下，徐国富在上台接受表彰的时候和县领导翻了脸。
伤口的溃烂引起了炎症，徐国富终日高烧不退，流落在现在的四川省若尔盖县。其实，只要再坚持一天，他就可以走出大草地，再坚持两天，他就能到达有人烟有给养的汉民城镇，只可惜当时的徐国富并不知道。
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当地藏族同胞的救助，徐国富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为了报上这份情，他并没有急着去追赶部队，而是扛起锄头下了地。没多久，他听说邻村也有个异乡人。“和你说话的调调差不多哩，还是个女的。”当地藏民对徐国富说。
徐国富一路寻着过去，果然也是一名受伤掉队的红军。他们成了家，就在若尔盖定居下去了。他们很少和外人提及曾经的红军身份。
1986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了漫长的搜寻过程，一个个失散红军被重新寻找了出来，赋予革命者的光荣称号，并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徐国富和另外26名红军一起重新找到了队伍，一场盛大的仪式在礼堂举行。“请失散红军上台领取红军证。”县领导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徐国富却怒冲冲地一步迈上了讲台。
“凭啥管我们叫失散红军呢？我们就是红军，红军就是红军，没什么失散不失散的。”徐国富大声质问道，“有谁是愿意掉队的？都是红军，都革命，为什么要用不同的称呼？”
一连串的质问下，县领导立即理解了老人深藏多年的情感:“请老红军们上台。”
不要叫我“失散红军”
和徐国富一样，很多失散红军都并不喜欢加在身上的这个称呼，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精神从来都是属于红军的，迫不得已地离开队伍，不应该被当作一个标志印在身上。
虽然经过了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搜寻统计，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能够说清当年到底有多少掉队的红军。其原因，一是当时队伍行军匆忙来不及统计，二是只要离开大部队，流落的红军基本是九死一生。
对这一点，马明春有着最深刻的认识。他清楚地记得，300多名掉队伤员在几天之内就只剩下他一个。
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正准备离开求吉，年仅17岁的马明春害着水肿、痢疾，身体极度虚弱。首长给部队中的300余名伤病员讲了话:“同志们，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大部队得先走一步……”
300余名伤病员与整装待发的战友们抱头痛哭，哭声震撼了整个山谷。大家都清楚，在这陌生而又凶险的环境里，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就在大部队离开的第三天，龟缩在求吉寺院内的国民党溃兵，纠集了当地的反动分子，对这300余名红军战士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对伤轻一点，尚有自卫能力的战士，他们用斧头砍，用刀捅。许多毫无防卫能力的重伤员就被他们用脚活活踩死……混乱中，只有马明春和另一名小战士钻进房屋院墙的夹壁藏了起来，幸免一死。
等四周恢复平静之后，两个小战士趁着夜色跑进寨子后面的深山，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山洞。又累又怕，两个孩子蜷缩在山洞里面整整三天不敢出去。
第四天，洞口出现了一个背叉子枪的藏族青年，他把两个小战士带回村寨收养起来。没几天，马明春的小战友由于伤势严重病死了，他就成了3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中唯一的幸存者。
他被两位无儿无女的藏族老人收养了。老两口日夜轮流照料他的病，还请来藏医为他治疗。病好后，他们给马明春取了个藏族名字“索郎邓真”。
曾经的小红军马明春渐渐成了个地地道道的藏民，和寨子里的同龄人一样，割粮食、推磨、放牛。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红军身份，1957年草地剿匪时，马明春积极为解放军带路，当通司(翻译)。此后几十年，一直在大草地上实践着红军战士的使命。
改名易姓，在异乡扎根
直到临终前不久，孙明山才又重新找回了红军的身份。不过，并不是人们疏忽，而是他自己一直缄口不说。
孙明山是江西瑞金人，1929年参加红军，是强渡乌江的21名勇士之一，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红星报》上还登载过他的名字。“不过那时他还不叫孙明山，叫孙明。”孙明山的女儿、现在在泸定县政府工作的孙世莲说。
1935年5月，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孙明山身上被炸弹炸了7个伤口，组织上便把他安置在了当地一位孤寡老人杜婆婆家。一个多月后，孙明山伤好了许多，这时伪乡公所人员却开始大肆搜捕红军失散人员。为了安全，一名叫刘朝全的老乡就带着孙明山逃进了村后的山谷里。
那是个连木客子(伐木人——编者注)和打山子(猎人——编者注)都不敢涉足的峡谷，得攀着树藤子才下得去。山谷里林木阴翳，时常有野兽出没。刘朝全帮孙明山在半山崖上搭了个草窝棚，每天把干粮缒下山谷。伤好后，孙明山就爬下山沟里砍柴，再攀藤荡过崖去，让刘朝全拿下山去卖钱为生。有时乡兵搜查得紧，刘朝全十天半个月来不了，孙明山就只能吃野菜，喝雪水。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
“父亲开玩笑说自己在深沟里当了700多天野人。”孙世莲说。
两年后，伪政府搜捕的风声没那么紧了，孙明山才改名换姓，在当地安了家，他在乡上担任过土改委员、农会主席，带着农民清匪反霸、搞土地改革，却一直没有摆过老革命的资格。直到去世前几年，泸定县为修建纪念馆搜集革命文物，孙明山拿出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以及战斗中受到嘉奖的证书、证章，人们才知道原来身边有这样一位立过战功的老红军。
和孙明山一样，很多失散红军都有过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深山荒野中生活的经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由于当时敌人的一再搜捕，流落在城镇的红军很难生存。这时，只要能逃过疾病侵袭，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自然环境反而成了天然的保护伞。
1970年，阿俄打日(彝名)被送到了四川省布拖县洛古乡革委会。他经常有一些奇怪的举动，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
从长相上看，阿俄打日明显是汉族人，却不会说汉语。他左肩上有一个很清晰的枪带子印，也说不清是怎么来的。在民兵训练时，他一拿到枪就会拼刺刀。而且，阿俄打日还特别喜欢看战争电影。每次电影里出现红军，他就会瞪大了眼睛，靠前一个一个地认，之后再唉声叹气地说:“唉，都认不得啰，都认不得啰！”
当时，洛古乡党总支书记毛志强负责询问调查阿俄打日的情况。据他回忆，和阿俄打日的交谈格外困难。他总是精神恍惚，言语混乱。“这是常年遭受巨大折磨所造成的，很多被解救的奴隶都这样。”
在毛志强和阿俄打日断断续续的对话中，阿俄打日操着彝语说，他是“江西兴革县太湖”的人，和部队一起走到洛古乡，到骑骡沟去买猪，同连长一起被卖给阿俄家当了22年奴隶。阿俄打日还能记得队伍的口号是“弟兄们，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队伍的最高上级是“毛朱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部队的名字。
当毛志强问到阿俄打日的汉语名字时，他蹲在沙滩上，用树枝写了三个很漂亮的竖排汉字:赖周柱。
根据对话中掌握的情况，毛志强猜测，站在他面前的可能是一名失散红军，但随后几年里，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
1975年初，当地民政局按照阿俄打日最初提供的“兴革”线索，去了江西兴国县调查，却一无所获。半个月后，民政局工作人员想到，会不会是阿俄打日的记忆出了问题，打电话再到邻县询问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赣县民政局一接电话就惊叫起来:“赖周柱！他还活着吗？”
1975年12月，阿俄打日改回了汉名赖周柱，带着儿子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故乡。这时，当地的烈士纪念碑上还赫然刻着“赖周柱”三个字。
家乡人看见赖周柱，全都流下了眼泪。他在22年的奴隶生活里遭受的都是非人待遇，脑袋被奴隶主打得坑坑洼洼，剃头时根本不能用推子推，只能用剪刀一点点剪。过去的记忆也只剩零散片段，思维凌乱，口齿不清。
但是，赖周柱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活了下来，还学会了彝语方言中最为复杂的阿都语，娶了妻，生了子。尽管思维有异于常人，赖周柱对当红军的历史却从未淡忘。他的女儿蔡伟清楚地记得:1950年解放军进驻布拖时，这支头戴红五星的队伍，可能引起了阿俄打日的某些联想。“那段时间，我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不停地躺在床上抽烟，叭嗒叭嗒抽到天亮。”
再坎坷，
也要找回红军身份
失散的战士大多流落异乡，和部队断绝了联系。如何证明最值得骄傲的红军身份，是摆在很多失散红军面前的一道难题。
世事变迁，他们中间有的人泯然于当地居民当中，有的人甚至被污蔑成“叛徒”、“逃兵”，但是，曾经当过红军的经历始终埋在他们心底。找回红军身份，有时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从12岁开始就参加革命的肖成佳三过雪山草地，却没有走到陕北。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后，读了两年私塾的肖成佳和一些红军骨干被派到第五军团，改造这支以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官兵为主的部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跟着队伍三过草地。西路军组建后，他又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
“一天，我们转移到一个小村庄里。太疲劳了，冷得要命，又没东西吃，大家都睡着了。”肖成佳说。等他们醒来，眼前就是马家军的骑兵。这就是导致西路军伤亡惨重的古浪战役，在战役里，肖成佳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捡了一条命。
1938年初，肖成佳回到老家江西省泰和县，生活安定了，但自己的红军身份没了，这一直是肖成佳的一块心病。1979年5月，一直不能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肖成佳得知当年自己的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北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便辗转到了北京。
时隔几十年，黄火青已经认不出当年的红小鬼。肖成佳灵机一动，对黄火青说:“我是3号花机关呀。”《花机关》是当年在九军团频繁上演的话剧，3号是主角，自然落在了宣传队长肖成佳的头上。
“你这个小鬼呀？”黄火青将信将疑，“那你还会唱我教的歌吗？”当年，黄火青曾耐心地教过肖成佳一首苏联歌曲——杜娘歌。
时隔40多年之后，肖成佳在黄火青的办公室里唱起了那支从来不敢或忘的歌曲，他终于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红军身份。
罗永佑的故事，或许更具有代表性。长征中，这个江西小伙子是三军团的一名排长，同时，他还有另一个不那么为人熟知的身份——彭德怀的外甥。
1935年8月，红三军团走出草地，来到今天的若尔盖县巴西乡一带。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罗永佑与战友们整天忙着收粮食。一天，他正前往一个村寨准备收割青稞，左边树林里突然射来一记冷枪，罗永佑应声倒地。这发子弹把他左腋下肋骨打断了，肠子溢出了腹腔，伤势十分严重。
1935年9月9日，这是罗永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军长彭德怀出现在了他的床前:“永佑，你安心养伤。康复后再和别的伤员一起追赶部队吧……”
21岁的罗永佑顿时痛哭失声，他双手拉住军长，叫出了参军以来的第一声“舅舅”:“舅舅，看在我死去的母亲的情分上，你带我走吧！你只要给我一匹马或者一副担架……”
根据红军当时的规定，负伤或生病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而罗永佑仅是个排长，就算他是彭德怀的外甥，也不能例外。彭德怀只能抱着泪流满面的罗永佑，用颤抖的声音说:“永佑，你是懂道理的。”他很想给罗永佑留下点什么，可翻遍了破旧的军装，只有一支不离身的钢笔。舅甥俩就这样分别了。
部队找了一名叫扎巴的藏族老人，付给他100块大洋的治疗费和150块大洋的生活费，嘱咐他一定要保证罗永佑的安全，将来红军回来的时候，要向他要人，老人一一答应了。就这样，罗永佑被扶上毛驴，走进了巴西的密林深处。
在扎巴老人的精心治疗下，罗永佑康复了。他很想去追赶大部队，但是前有巍巍岷山，后有茫茫草地，在这种恶劣自然环境下，怎样让自己活下去，才是他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生存他隐姓埋名，不断更换居住地。他慢慢学会了放牧，学会了藏语，并逐渐得到了当地牧民的信任。后来，一位藏族姑娘次仁卓玛嫁给了罗永佑，曾经的那个英勇顽强的红军排长消失了，巴西草原上多了一名身着羊皮袄，脚踩长筒靴的年轻牧民。
但是，罗永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红军战士。找到大部队的强烈愿望，一天也没有从他的脑海中消失过。
1954年的一天，罗永佑放牧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个穿汉装的人。流落19年后，他几乎不会讲汉语了，加上激动，好半天才把自己的身世说清楚。而这个穿汉装的人，是一位派往草地的进藏干部。从他口中罗永佑才知道，共产党已经解放了全中国，当年的红军，现在也改叫“解放军”了。
1956年，彭德怀给若尔盖县包座行政委员会(县)来函，证实了罗永佑是自己的外甥，也证明了他的红军身份。后来，彭德怀又给罗永佑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江西原籍探亲，如果愿意，可以将来来北京生活。罗永佑给舅舅回了信:“我习惯了草地的生活，也已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再说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1965年，草地终于有了公路，有了汽车。罗永佑带着自己的二儿子，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到了家乡他才知道，当地政府以为他牺牲在了长征路上，早已经把他列为烈士了。
不久，罗永佑还是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若尔盖大草地。民主改革后，他一直担任多玛曲(今班佑乡)供销社的主任。罗永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论多恶劣的环境，多清贫的生活，都未曾磨灭过他的革命热情。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年届60了还要求“为革命多干几年”。1977年，罗永佑在运货的路上遭遇车祸，因公殉职。
《孤星北望(下)》请见12版
图一:在草地泥沼跋涉的掉队红军。 沈尧伊作
图二:刘朝全为孙明山送饭用过的提篓和送孙明山防身用的刀。
图三:罗永佑的后人。(资料照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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