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时坐牢13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它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我并不希望后代再过这样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强。”——陆定一（见《陆定一文集自序》）

　　陆定一,中国共产党思想宣传战线上卓越的领导人,从19岁入党到90岁逝世,71年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与国内外敌人做殊死斗争、受党内重大错误路线打击与迫害,他坚持真理,坚定信念,终于战胜邪恶取得胜利。

　　陆定一同志一生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我在撰写《延安解放日报史》的过程中,经常请教当年该报的总编辑陆老,当时他虽然已近80岁,但头脑清晰,思想深刻,十分健谈,口述了许多珍贵史料。值此纪念长征70周年之际,我只写下陆定一同志在长征路上的几个片断。

　　征途与诀别

　　1934年,在红军长征之前,陆定一正在一个潮湿的屋子里当“刻字匠”。“刻字匠”是什么职务?说来还要费一点笔墨。

　　早在1928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代表时,同王明等左倾集团产生了分歧。1930年陆定一回国,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上台,利用手中权力,打击迫害陆定一,先以“调合主义”罪名,撤销其工作;继而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再给降职处分;到1933年则诬为“逃跑回家”,将陆定一开除团籍,经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后平反。分配工作时,代总书记博古对他说:“你就在我楼下办公,当个‘刻字匠’吧!”这就是“刻字匠”的由来。具体工作是刻腊版,给报刊写写一般性的文章。不许他参加会议,什么重要消息都听不到,他只能在《新中华报》的字里行间,猜测琢磨大方面的动向。由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指挥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整个中央苏区都有点惶惶不安。政治敏感很强的陆定一有所察觉,然而他听不到什么传达指示。《新中华报》的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引起他的注意,社论提出保卫苏区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方法,特别指出:“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他想:这和原来强调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一寸土地”,有了很大区别,难道要转移么?

　　10月的一个傍晚,陆定一正在看报,忽听一阵马蹄声,接着担任卫生材料厂厂长的妻子唐义贞急促地走进来,陆定一一惊:她正在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怎么从几十里地外跑来?还没来得及问,唐义贞就急切地告诉陆定一:我们厂已经传达下来指示,红军要长征,很快就要上路。我们得商量一下后事。陆定一心里虽然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事情来得这么快,他还是感到有点突然。

　　陆定一和唐义贞是1929年在莫斯科结婚的,归国后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白区、苏区经常变换地点,常常双方间连信都不通。直到1933年陆定一到瑞金后,才相对稳定地住下来,陆定一能够常到唐义贞处看望妻女,有了个“家”的概念。今天,面对的现实是:红军要转移,唐义贞不能随队伍同行;留下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敌人必定要扫荡清乡,地主会回来组织武装,党内会出现叛徒,唐义贞的安全没有保证。怎么办?陆定一十分焦急,唐义贞倒反过来安慰陆定一:你放心地走吧!我是有办法的。她说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设想:如何把女儿叶坪寄养给可靠的人,自己如何在老乡家里生第二个孩子……还说:不要担心我的安全,有一批女同志,困难时候会帮助我,我同群众的关系很好,分娩后,可以把孩子托养给老乡,我还要继续革命……在匆忙中能够想得这么周到,陆定一同意了唐义贞的一切安排。

　　夕阳渐渐下山,时间不容许这对夫妻再留恋话别了,唐义贞狠心上马,陆定一在暮色苍茫中伫立。残阳把血色的光辉裹住那柔弱的身影。渐行渐远……此一别竟是永诀。四十七年后,陆定一写了一首诗追忆当时的心情。结婚仅五载,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当夜,陆定一接到出发的通知,他义无返顾地跟随部队走上长征之路。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