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年洋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除了一身力气（如果身体健康的话）外，他一无所有，也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奇怪的是，全球流行的借贷文化是，只借钱给有资产的人，即有抵押品的人。其实际结果是有钱的人更有钱，贫穷的人继续贫穷。

　　对于小额贷款这个话题，中国人并不陌生。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山西吕梁龙水头村小额贷款试验已经持续十多年之久，成效非常好，使不少农民脱贫致富，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一直无法在国内大面积推广。孟加拉是小额贷款做得最成功效果最好的国家，其原因是因为有尤努斯这样一个怀抱拯救穷人之心的穷人的银行家。

　　尤努斯去实地走访穷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他知道穷人贫穷的症结在哪里。一个被丈夫和家庭遗弃了的妇女，如果她能从高利贷者那里获得5塔拉（相当于22美分），她就可以买来必备的材料制作竹凳子卖5塔拉50波沙，赚取50波沙（相当于2美分），但是高利贷要的利息很高，他们只能勉强糊口，但有时候高利贷者不借给他们资金，他们就又去乞讨了。但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贷款需要抵押担保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习惯。

　　小额贷款给了穷人一个起点，帮助他们自雇谋生，从事乡村手工业，利用已有的技能挣钱。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是98％，比有抵押担保借款人的情况还要好，在孟加拉成为服务于250万人的全国性银行，而且格莱珉银行的做法被100多个国家采用，成效也很好。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

　　为何有这么高的还款率？尤努斯的解释是“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这当然把握了这些穷人最深层的动机。

　　但我认为，格莱珉银行成功的关键在于，格莱珉银行以5人小组为单元，再由这个单元扩展为地区中心。一般来说，流动社会的人处于陌生的环境，他的行为没有熟人社会的压力，要是没有法律的威慑，处于流动中的人可能选择不诚实、不守信。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受着周围熟人的舆论压力，他们会自动选择诚信，如果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陌生环境是一次博弈，而熟人环境是多次博弈。

　　格莱珉银行的5人小组单元制造了一个互相制约的熟人环境，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有共同利益的互助组织。只要其中1人不还款，这个小组就没有贷款的权利，这会给不还款的组员以压力，当这个组员确实因为受灾、疾病不能还清贷款时，其他的组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帮助还款。

　　这个经验其实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尤其在现代中国社会，城乡人员流动已经是既定现实，一定要在流动社会中人为制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这将是所有这类项目成功的关键。中国金融业向格莱珉银行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除非破除银行的国有体制崇拜，不然连这种学习的动力都不会有，更别提服务于民企和贫穷的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