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美国《时代周刊》介绍的马军不久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数据库。

　　近10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编者按：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管理手段，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先决条件，也成为国际上进行环境监控和管理的一个趋势。目前，世界上已有50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相当完备的信息公开法律，而我国尚处空白。从这个层面上看，并不起眼的民间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的开通有着特殊的意义。“从环境信息公开做起，首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知情权带来的互动，让污染企业在市场中遭到惩罚，而负责任的企业会做得更好。”网站创办者马军的初衷和追求，正击中了我国当前环保工作的软肋。

　　环保第三方力量将首度聚会

　　国际一般称民间组织为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定义为“志愿性的以非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环保民间组织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利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

　　转折背景下的首次聚会

　　下周，500多名来自我国各个环保社团的代表，将在北京举办年会。这在我国环保NGO（环保民间组织）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

　　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组织1382家，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202家，学生环保社团及联合体1116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68家。

　　在这几千家中，有许多社团，它们所组织倡导的活动，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如“自然之友”、“绿色江河”、“北京地球村”以及“26度空调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

　　年会的组织者，是去年才刚刚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同样属于民间组织，但由于其国务院批准、环保总局主管的背景，因此也被称为“官方NGO”。

　　“我们原计划是搞一个环保民间组织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但收到的反映说，这样的话官方味道太浓，和社团组织不是很吻合。这才决定以年会的形式召开，主要是交流探讨，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只是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大家。”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告诉记者。

　　李恒远还告诉记者，这个民间会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民政部、外交部、农业部、发改委、林业局等10多个部委局的领导同志都将出席。环保总局周生贤局长也会做有分量的演讲。“主席台肯定坐不下，只能在下面铺张台布、放个茶杯将就了。”李恒远笑着说。

　　据透露，本次环保NGO年会，除了交流环保社团本身该如何发展，还要商讨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如何在环保工作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李恒远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召开，松花江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的影响，‘十一五’环境规划实施的艰巨，以及国家对公众参与环保的明确要求，都将使今年成为我国环境事业不同寻常的转折年。这就是本次环保NGO年会的背景。”

　　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力量

　　“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很快，贡献很大，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李恒远说。

　　宣传教育是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开展的最普遍的工作。此外，扶贫解困发展绿色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也是一些环保民间组织长期致力的工作。而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责任开展社会监督，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30万千瓦燃煤发电厂，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止这项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停建该工程。2005年全社会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事件，不仅由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这个工程，而且最终推动了《推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办法》出台。李恒远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环保社团的作用尤值得称赞。比如‘自然之友’对滇金丝猴、对藏羚羊的保护，南京环保社团‘绿石’对中华虎凤蝶的保护。这些社团所具有的敏锐性和前瞻性，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在早期可以说是填补了政府的空白。”

　　环保NGO也要可持续发展

　　去年，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

　　然而，经费不足，只是众多环保NGO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首要是认识问题。有些政府部门对环保社团的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存在‘怕添乱、怕麻烦’以及重管理轻发展，重限制轻扶持的思想，怕被监督，总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些企业担心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监督力量的增大，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公众对环保民间组织的了解不够，志愿服务的意识还很淡薄。这造成环保社团在活动、人才、资金等方面面临重重阻力。”李恒远说。

　　在经费问题上，相对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助极少；而社会公益捐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一些企业长期使用国家的环境资源能源，而发展起来以后，对怎样回报社会，怎样体现社会责任感却没有相应的意识。

　　“环保民间组织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做得很不够。国家已经明确了公众参与环保的法律地位，而公众参与却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渠道。企业的排污情况、水质情况、饮用水水源地情况、企业排污情况已经对百姓有影响的环境信息不公开。环保民间组织社团是最大的公众参与的力量，没有信息来源，就谈不上有效参与。”李恒远告诉记者。（王海 陈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