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敌人仍对这支队伍围追堵截，情况十分不妙，大部队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放慢行军速度。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就是不肯拿这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护理邓六金一起随队行军。

　　一路上，危秀英将邓六金和自己的背包绾在一起，背在一边肩膀上，腾出另一支胳膊挽着邓六金。她还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邓六金拄着。渴了，她安顿好邓六金，自己到周围找来水两个人一起喝；饿了，她们就一起啃几口冰凉的干粮。一到晚上，阴森森的大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远处不知什么动物不停地嚎叫，恐怖极了，两个人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紧挨在一起入睡。有几次，邓六金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却回答得非常坚定：“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疲惫的袭击下，她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邓六金没有被寄养，也没有被病魔吞噬掉，危秀英用生命作代价换回来的战友情谊，直到数十年后，一直被人们当作一段佳话提及。邓六金更是对危秀英感激不尽，她总是对人说：“是秀英救了我。”

　　别看危秀英个子小，但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骨子里还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男子汉气概。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开会，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男同志，男同志看到她之后，立刻问蔡畅大姐她是谁，当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我找你找了好久，现在终于见到你了！危秀英同志，你在长征中救了我一条命啊！”危秀英被说得愣住了。蔡畅大姐忙告诉她：这位同志叫廖志高，现在已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了。

　　在那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以危秀英的性格和为人，怎么可能对那些困在途中路边的战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但她确实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危秀英刚刚把邓六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久，邓六金又以羸弱的身躯救助了一位伤员。在越城岭山区，由于战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在翻越一座不知名的大山时，突然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邓六金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放开她那双大脚板就走。山里连日的阴雨和连续几天的断炊，已经使得她的身体相当虚弱，担架越发显得沉甸甸的。山很陡，有时她不得不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她咬牙坚持着，不能停下，落下队伍就会更危险。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山，邓六金却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都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环顾四周，去哪里找男人？邓六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

　　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邓六金何止一次！当然也不止邓六金一人！

　　在湘、桂、黔边界行军，对女人们来讲，可以说是自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头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悬崖峭壁，前面茫茫林海，后面追兵不断，阴雨寒风浸衣入骨，枪炮隆隆不绝于耳。即使这样，女人们还是挺过来了，她们不仅没有掉队，没有被寄养，没有给队伍造成重大损失，还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救助了战友和伤员。

　　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们本是很普通的一群妇女，凭借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忠诚，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担负起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长征开始了，她们又走上这条布满荆棘的远征之路，在与敌人，与自我，与自然的斗争中，不退缩，不畏惧，凸现出她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