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敌人仍对这支队伍围追堵截,情况十分不妙,大部队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放慢行军速度。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就是不肯拿这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护理邓六金一起随队行军。
一路上,危秀英将邓六金和自己的背包绾在一起,背在一边肩膀上,腾出另一支胳膊挽着邓六金。她还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邓六金拄着。渴了,她安顿好邓六金,自己到周围找来水两个人一起喝;饿了,她们就一起啃几口冰凉的干粮。一到晚上,阴森森的大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远处不知什么动物不停地嚎叫,恐怖极了,两个人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紧挨在一起入睡。有几次,邓六金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却回答得非常坚定:“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疲惫的袭击下,她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邓六金没有被寄养,也没有被病魔吞噬掉,危秀英用生命作代价换回来的战友情谊,直到数十年后,一直被人们当作一段佳话提及。邓六金更是对危秀英感激不尽,她总是对人说:“是秀英救了我。”
别看危秀英个子小,但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骨子里还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男子汉气概。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开会,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男同志,男同志看到她之后,立刻问蔡畅大姐她是谁,当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我找你找了好久,现在终于见到你了!危秀英同志,你在长征中救了我一条命啊!”危秀英被说得愣住了。蔡畅大姐忙告诉她:这位同志叫廖志高,现在已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了。
在那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以危秀英的性格和为人,怎么可能对那些困在途中路边的战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但她确实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危秀英刚刚把邓六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久,邓六金又以羸弱的身躯救助了一位伤员。在越城岭山区,由于战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在翻越一座不知名的大山时,突然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邓六金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放开她那双大脚板就走。山里连日的阴雨和连续几天的断炊,已经使得她的身体相当虚弱,担架越发显得沉甸甸的。山很陡,有时她不得不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她咬牙坚持着,不能停下,落下队伍就会更危险。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山,邓六金却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都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环顾四周,去哪里找男人?邓六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
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邓六金何止一次!当然也不止邓六金一人!
在湘、桂、黔边界行军,对女人们来讲,可以说是自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头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悬崖峭壁,前面茫茫林海,后面追兵不断,阴雨寒风浸衣入骨,枪炮隆隆不绝于耳。即使这样,女人们还是挺过来了,她们不仅没有掉队,没有被寄养,没有给队伍造成重大损失,还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救助了战友和伤员。
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们本是很普通的一群妇女,凭借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忠诚,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担负起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长征开始了,她们又走上这条布满荆棘的远征之路,在与敌人,与自我,与自然的斗争中,不退缩,不畏惧,凸现出她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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