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0月20日《信息时报》报道，为“重拳严惩入屋盗窃”，日前，广东省高级法院已原则同意广州市的盗窃罪起刑点，从目前的2000元降到1000元。

　　很明显，盗窃罪起刑点降低，实质也就是针对此种犯罪立案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刑法制裁适用的范围和严厉性，这对保护公民财产权、震慑打击盗窃行为，将起到一定作用。

　　既然降低犯罪起刑点、提高立案标准，好处如此之多，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联想便是：其他刑事犯罪，是否也有调整起刑点的需要呢？

　　比如，贪污、受贿这类广为公众关注的职务犯罪。众所周知，按照目前有关法律规定，无论贪污罪还是受贿罪，起刑点一般情况下均为5000元以上（而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实际执行的起刑点甚至更高）。同样是涉及财产侵害的犯罪行为，“贪”与“盗”之间，立案标准如此悬殊，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无论是从两者侵害的对象，还是社会危害性来看，贪污受贿比盗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而贪污受贿，除了财产之外，更严重侵害了公职行为本身必须的廉洁性，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政府等公共机关的声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不应和盗窃罪有如此悬殊。毕竟，就公职的廉洁性而言，再少的贪贿也是对这种品质的亵渎、败坏。再者，对于盗窃行为，即使达不到起刑点、无须接受刑事制裁，但还可以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行政处罚，但对于贪污受贿，一旦低于起刑标准，能惩罚行为人的就只剩下党纪、政纪处分了。

　　再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侵权犯罪。虽然，根据最高检新修订的有关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罪名的立案标准比较过去已明确、清晰了许多，但细斟其中具体的起刑点，仍不免给人“过高”的印象，以“玩忽职守罪”为例，起刑标准有：“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的”——相比盗窃之类的个人侵权犯罪，亵渎公权之下的人身、财产侵害，不是更应该严厉防范和追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