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经济下，“让座”似乎成为了“稀有”资源，而我们的社会，又特别需要这种良好风尚。于是用经济的手段来挽救道德，似乎便有了道理。但这看起来，又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道德与物质奖励似乎总是矛盾的。如果道德与奖励可以挂钩，那么，从一个事实判断的角度考虑，“有奖让座”能否寻找到当今社会的“真君子”？这种方式能走多远？

　　两年前，河南省确山县在全县推行“道德储蓄”，要求每个村对村内发生的“好人好事”记录在案，并在年底对优秀者给予表彰。据报道，该做法曾一度受到追捧，并推动了乡村文明新风的形成。但随着村民新鲜感的失去，逐渐懒于将自己的“善行”向上报告，“道德储蓄”如今在一些村庄已经消失。而与“道德储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奖让座”，其前景显然也难让人乐观。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曾以交通堵塞为例分析道德的发生与巩固。在混乱的十字路口，如果某人采取礼貌谦让的态度，可是他一个人的礼貌谦让不会改变其他人的行为，马路上仍旧是一团混乱，他温良恭顺地站在旁边反倒成了傻瓜，最后他只好和其他人一样，冲向那已经乱成一团的路口。

　　如同上例，公交公司“让座有奖”这样的小恩小惠，对于道德的启动力甚至还远不如确山县“道德储蓄”那般强大，这种“启动力”并不足以改变大多数人的行为，就像即使十字路口挂着奖品，也不足以阻挡大多数人冲向那个已经乱成一团的路口一样。

　　因此，“有奖让座”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做法是否可行的价值判断，而在于这种做法能够走多远的事实判断。如果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那即使在理论上、在道德上再合理，也等于是一个不存在的零。

　　华商报(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