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核爆炸需要物理的连锁反应，导致核试爆的政治决定也是连锁反应式的政策互动的结果

　　解决危机要保持危机双方沟通渠道的畅通，要降低互动节奏给对方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还要给对手保留体面地结束危机的退路

　　核危机的螺旋式升级带来的恶果是长期的，美国对此理应有最深的体会

　　朝鲜核危机源自恶性互动

　　如同核爆炸需要物理的连锁反应，导致核试爆的政治决定也是连锁反应式的政策互动的结果。上世纪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佐证。其实，“导弹”不会制造危机，制造危机的是当事方的决策及其互动。危机的根源不是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而是多种复杂因果关系在综合作用下，共同造成了那场有爆发核大战可能的严重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对古巴不可否认的安全威胁，“猪湾入侵”在先，美国承诺不侵略古巴于后。

　　朝鲜核试爆引发的危机也是“连锁反应”的结果。包括朝鲜和美国在内，各国都不愿意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一步。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和2005年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就是证明。然而，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错误的结果当然是错误的政策连锁反应所导致的，而受这些错误政策所拖累和危及的，不仅是美朝双方，还有整个东亚和世界。

　　不必追溯太远。如果美国记者鲍伯·沃德伍德在《进攻计划》一书里所叙述的往事成立，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初国情咨文中有关“邪恶轴心”的提法就是为了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进行战略欺骗。为了达到既向萨达姆施加压力又不使其注意到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准备的目的，美国决策圈策略性地把朝鲜和伊朗与伊拉克一道列为施压的对象，并由白宫的写手编出了“邪恶轴心”这个说法。

　　对此，朝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难想像，因为这对朝鲜而言，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实质性”的，特别是2001年布什政府单方面中止了朝美核框架协议之后。随着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朝鲜进一步的反应也不难设想。毕竟，作为旁观者，一位印度将军曾对海湾战争做出过一个著名的结论：如果没有核武器就不能与美国打仗。

　　危机管理要保持有限目标

　　解开引发当前严峻局面的恶性互动的链条，需要汲取历史上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在操作上：1、成功的危机管理要求保持有限和明确的目的。目标与阻力是对称的，目标越高，阻力越大，危机管理的难度就越大。追求无限目标的危机不可管理。2、保持危机双方沟通渠道的畅通。历史上的危机表明，有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对危机的结局有重大影响。在危机双方不能直接沟通且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倾向于从更严峻的角度来解读对方的信号，这可能造成致命的误判。3、降低互动节奏，给对方机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为了减少危机升级的势头，双方不一定立即对对方的每一个行动做出反应，特别是要判断好对方动作的性质，区分真正的信号和“噪音”。在1962年的美苏（古巴）危机中，美军方曾向白宫报告“苏军战略部队的异常行动”，肯尼迪总统的决策班子没有立即根据这个情报采取行动，而是明智地等待进一步的验证。这很不容易，因为美苏核大战的预警时间不过30分钟。后来证明苏军战略部队的行动与当时的危机有关，但不是对美国的战略袭击。4、给对手保留体面地结束危机的退路。这就要求以某种“就事论事”的方式把大问题分解为可以管理的小问题，集中解决焦点问题，避免把具体问题“意识形态化”或“原则化”。危机管理从来不能解决“原则性”问题，在这种性质的问题上谁都没有退路，没有退路就只有对抗。5、防止一旦军事逻辑启动之后难以控制地压倒外交逻辑。在危机中双方往往都会采取某些军事戒备行动，特别是在双方都有完备的、可以随时实施的预定作战计划的情况下，一旦“擦枪走火”，可能导致危机发生转折性变化。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必须反思对错与利害，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对错与利害是战略决策所要处理的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它们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对于某个决策主体而言，正确的不一定是有利的，错误的不一定是有害的。在全球性公理和规则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或没有得到一致遵守的情况下，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常见的是决策者把有利的说成是正确的。在不同问题上的对错与在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就这样复杂地存在于导致当前美朝危机的大大小小的政策互动里。

　　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以及韩朝双方的良性互动，增进了南北方人民的交往和了解，极大地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这是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方向。六方会谈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遇，为美朝双方提供了最好的直接对话渠道，潜在地为开启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以及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提供了可能，同样也是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方向。

　　相反，压力和无所顾忌的制裁所带来的是朝鲜进行核试爆的冒险举动、美朝对峙的不断升级，以及日本某些官员对核武器的危险谈论。世界核问题可以管理还是不可管理，国家间相互信任增多还是相互猜疑不断上升，此次美朝危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各国人民不可掉以轻心。

　　螺旋式升级将带来长期恶果

　　联合国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的关于取消核武器的多个决议，这说明人类文明不能长期平安地与核武器共存，没有比彻底取消核武器“更绿色”的事业，也没有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更“软的实力”。各国或许仍有各自的对手，然而核武器却是各国共同的对手。

　　核危机的螺旋式升级带来的恶果是长期的。美国对此理应有最深体会。从前用来对付苏联的核武器至今仍是美国国内的安全隐患。前中情局长特纳上将指出，1961年一架搭载核弹的B-52战略轰炸机在北卡罗莱纳州失事，两枚兆吨当量的核弹摔在地上，其中一枚核弹的六道保险有五道损毁，仅仅是第六道保险防止了核爆炸。这只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空军的11场核事故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伯劳恩博士指出，“尽管自从广岛和长崎后，没再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但美军却对美国民众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低强度辐射战争”。

　　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退休高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退役高级将领等众多曾经参与美国核战略制定或肩负核作战指挥职责的人员，呼吁美国政府紧迫地采取行动，大幅裁减核武库。这些人对美国核政策的质疑并非在退休之后才形成，只是在离开政府机构之后，才有条件说出真正的想法。

　　据美国学者统计，近年来美国政府仅为平息美国公民对美军“核失误”的抗议就支付了20亿美元。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截止1998年美国为建造和维护核武库花费了5.5万亿美元。美国学者评估认为，仅仅处理美国制造核武器所产生的高毒性废料，就需要30年和3000亿美元。这个评估很可能过于乐观了，因为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说法，美国并不掌握必要的处理技术。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需要让步，这种让步是困难的，但正因为困难，才会显示出勇敢和智慧。乐观地说，机遇之窗尚未关闭，当前的结果还不是不可逆转的。悲观地说，机遇之窗可能会由种种可以想像和无法想像的原因而关闭。能否把握住系于一线的机遇之窗，关系到美国人民、朝鲜人民、东亚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安危。

　　（作者是研究军事安全与战略的学者。）

　　《环球时报》 ( 2006-10-26 第11版 )

(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