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

　　谈起民国时代的爱情，最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多半是徐志摩与陆小曼、阮玲玉与唐季珊之类浪漫多情乃至惊世骇俗的故事。然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男女之情或也能有着一种清雅如水的交往，而罗家伦与张维桢便是这么一对。

　　谈起罗家伦，熟悉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的人都有着极深刻的印象。早在五四时期，罗家伦便是学生领袖之一。国外留学归来后，又在31岁时就任成为清华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自1932年起，他出掌中央大学长达10年。抗战胜利后，出使印度成为中国首任驻印大使，推行所谓“学者外交”。晚年，他还出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纵观一生，罗家伦对中国近代教育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可谓贡献卓越。但是，伟人亦凡人，即便是如罗家伦之辈的知识精英也会有儿女情长的一面。

　　罗家伦和张维桢长达八年恋爱，也就随之成为了近代知识圈里的一段佳话，以至于坊间也有着“罗家伦百封情书追校花”的传闻。当然，纵然八年漫长，但类似的“爱情长跑”也未必是空前绝后。而罗、张两人之间恋爱的传奇之处就是在于从1919年12月双方于上海初次见面后，两人只能以书信互通、抒发情感，却再没见过对方，直到1926年8月。其间，罗家伦游学欧美，张维桢则是就读于沪江大学。两人仅凭借一面之缘就开始了彼此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并非激情似火，而是在一张张信纸和明信片上默默地滋长。想来能够以笔纸为伴，在地球两端靠着鸿雁传书谈恋爱，恐怕还真是屈指可数。

　　罗家伦长女罗久芳编著的小书《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则为我们披露这段民国年间异类恋爱的许多有趣细节。书中既有罗久芳自己对父母的回忆，还收录当年罗家伦在欧美时写给张维桢的数十封情书。字里行间，一代学人矜持而有痴情的一面跃然纸上。除了会跟张维桢高谈阔论民族兴亡和学问之道，罗家伦也会如所有热恋男子一样变得敏感任性乃至孩子气。虽然，两人在心中总是推心置腹，但由于无法面对面交流，误会也是在所难免。当张维桢书信变少时，罗家伦便会酸酸地在哪儿发牢骚，“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当收到爱人照片时，他也会变得兴奋异常，“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高兴的时候，罗家伦还会在信里跟张开起玩笑，故意说什么近来有外国女士赠他礼物，在信的末了再做解释让爱人万莫误会，仅仅嬉笑之词而已。

　　在通信近7年后，两人才再一次见面。1926年8月，闯荡异域多年的罗家伦终于回到上海，但是他与张维桢也只能相处短短一个月而已。因为，张维桢业已申请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即将赴美留学。这一个月里，两人屡屡相约在法国公园谈心，最终许下了终身大事并正式订婚。次年，张维桢取得学位回国，这对离别多年的“纸信伉俪”方才是修成正果，于1927年11月13日结婚。此时距他们初次相识，已是整整八年。而在这八年间，他们两人能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其余都是靠书信笔谈。可谓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如此艰难和传奇的恋爱经历，在今人看来，绝对是与童话无异。

　　早在1919年的《新潮》杂志上，罗家伦就写过一篇妙文《是爱情还是痛苦？》，文中借用严复在《群已权界论》里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有高识侠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日后，他与张维桢的恋情也正是验证。精神深处的契合才酝酿出了这段传奇的经历，对彼此的信念支撑他们走过了八年漫漫人生路。

　　如罗家伦信中所言：“……信停止了，念你的意志还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