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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成功迫使瑞士各大银行支付了12.5亿美元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金，纽约大学法律教授伯特·纽本受到人们英雄般的欢呼致敬。这之后，他向委托人递交了他的律师费账单：476万美元。
“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我必然会听到人们说：‘你说谎，你欺骗了我们，你对我们不义！’”伯特·纽本用右手重击桌子，桌面马上陷下去一块。这宣示了他对于委托人的愤怒———“我很痛，”他说，“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据纽本统计，他为出任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首席代表律师，共花费了8178小时的工作时间。讨钱
历经12天的谈判，敲定12.5亿美元赔偿金。
虽然律师的职业黑幕重重，纽本却一直被认为是一名纯粹的正义骑士。他是美国国家公益性诉讼律师团体———“公益律师”的成员之一，他还是许多不为人知案件的辩护者，他的原告中包括拒绝在越战中轰炸柬埔寨的空军飞行员和社会主义政党劳动党。当纽本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担任辩护律师时，他们大多是最后的赢家：在代理过的12个高等法院的案子中，纽本赢得了其中的8个。
二战前夕，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在瑞士各大银行存入了数十亿美元，而这笔巨款在战后却从来没有得到偿还。在纽本没有进入之前，所有追寻巨款的努力都付诸流水。许多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得到赔偿，这使他们有了更强烈的欲望———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找回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最终结束多年来梦魇的一个机会。”案件的律师团成员之一维斯说。
纽本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在担任民法律师和“公益律师”前，曾在华尔街打过税务官司。在参与的所有最高法院案件中，他只是与国际法打过“擦边球”，与犹太社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纽本有一个名叫罗伦的女儿，她曾学习过当一名拉比（犹太学者）。对于纽本一家来说，这就意味着离开。“为去希伯来语学校学习的事，她向我们道过歉，”纽本说，“我们是坚定的非宗教主义者。我太太是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的主管，而我则领导着A鄄CLU（美国自由公民联盟）的法律计划。从广义角度看，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仰，那就是《权利法案》，我们很崇拜它。”
但渐渐地，纽本开始相信，帮助大屠杀幸存者寻求正义是“让罗伦的生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延伸”。因此他加入了律师团，并且免费为其工作。
这项工作是一项人道主义工作，起码一开始时是这样。“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是纽本的宗旨，他作为控方首席律师，他与对方辩护律师在联邦法院花了8小时进行庭辩交锋———因为花了太长时间，“我的脸也疼起来了。”纽本说。最后，瑞士银行方代表律师举白旗投降。1998年8月，在历经12天的连续谈判后，他们同意敲定12.5亿美元的赔偿金额。
然而，纽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分钱
只有4%用于帮助美国犹太人，这就是造成麻烦的根源。
关于这笔巨额财富分配问题的谈判在案件取得胜利后就悄然进行了，这是一项比从瑞士银行要钱更艰巨的工程。“每个人都心怀鬼胎，”纽本说，“每个人都想独吞12.5亿美元，他们甚至不去想怎么分配它。”
1999年1月，在瑞士各银行同意支付赔偿金的5个月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位联邦法官———爱德华·科尔曼敦促纽本作为首席律师，着手解决纳粹时期大屠杀幸存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争议性远远大于任何人的想象。
尽管瑞士银行有顾客的账户记录，但仍有其他符合条件的受害者存在，其中包括一个被纳粹德军“掠夺财产”的群体———他们的珠宝和黄金被纳粹分子没收后，以纳粹的名义存进了瑞士银行。
另外，在一个典型的集体诉讼中，原告中每一群体都有一名律师代表其利益，以便在最终的赔偿金中分配属于他们的部分。但是纽本和法官都认为，这种对抗性的长时间谈判对年老的受害者来说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他们商量出一个“二选一”的选择：幸存者在知晓自己所得的具体赔偿金额之前，将被要求接受瑞士银行开出的赔偿金，并放弃他们对瑞士银行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纽本将代表幸存者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群体。在数十万集体诉讼原告中，只有少数几百人将拿不到赔偿。
当时，由科尔曼法官决定哪些被掠夺财产的受害者不能得到任何赔偿。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数字太大了，例如，你怎么证明那些被掠夺者的资产最后都送到了瑞士，科尔曼还认为，启用1亿美元去帮助贫困的幸存者是适当的：他将其中75%的赔偿金给那些前苏联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因为他考虑到那里的需求是压倒性的；21%的赔偿金被分配给国外的幸存者，只有4%用于帮助美国人。
而这就是造成麻烦的根源。
里奥·理查德
这不是搞慈善！
79岁的里奥·理查德领导着一个拥有1100名成员的组织———国家犹太儿童大屠杀幸存者协会。他生于维也纳，在布鲁塞尔度过二战的大部分岁月，因为他是金发碧眼白皮肤，没人怀疑他是一名犹太人。那个年代，他贩卖过面包和旧衣服，售卖过自制香烟。坚韧不拔的性格挽救了他的生命。
65岁从银行总裁的位置上退休以后，理查德自愿加入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他被许多需要帮助的幸存者的经历所打动。“我很惊诧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然有犹太幸存者买不起一副假牙、做不起药物治疗和透析。”这些经历促使他投身现在的激进事业，在他的饭厅里，两张大办公桌上放满了组织的各种文件。理查德走向其中一张桌子，拿起其中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整洁的标签文档：瑞士银行案件、纽本的誓言、纽本的声明和转变。“在我看来，纽本先生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理查德说。
将被掠夺资产的幸存者排除在赔偿之外的判决，让理查德和其他底层大屠杀幸存者团体的负责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将大部分赔偿金用于援助前苏联幸存者的代价，就是漠视美国贫穷幸存者的需要。这个案子本来应该是关于赔偿的问题，弥补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和伤害，然而结果却像是一场慈善活动。因此他们与纽本决裂并另请高明。
于是，塞缪尔·J·杜宾代表美国大屠杀幸存者再次上诉，以阻止1亿美元赔偿金的给付。这个案件历经数月悬而未决，灰心丧气的纽本和科尔曼法官只好在后者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专用套间里，和杜宾共同召开一次磋商会议。“法官拿出一本发黄的《时代》周刊，让我读了一段关于俄罗斯人困苦生活的故事，”杜宾说，“我也告诉了科尔曼在迈阿密大屠杀幸存老人的悲惨日子。”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艰难的谈判。杜宾说，科尔曼法官承认他没有意识到一些美国幸存者的迫切需要，而纽本也做出了退让：如果杜宾放弃上诉，他会帮助美国的受害者争取权利。但当纽本回忆起这次会议时，却提供了另一版本的说法：“法官跟杜宾说：‘为什么你要上诉？这是没有用的。’我跟杜宾说：‘我不想使你感到尴尬，你就不能找个办法挽回面子么？’”
按照纽本所说的事实：“我对身在美国的贫困幸存者感到万分同情，他们的需要我会慎重考虑。”纽本在致杜宾委托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第一个1亿美元将通过“75-21-4”的规则向幸存者支付，但纽本同意在全部12.5亿美元赔偿金中，除了8亿美元将被用来支付给银行存款人或他们的继承人，所剩余额将付给其他索赔者，包括那些声称自己的个人财产在大屠杀期间被掠夺的人。
要求得到满足后，美国的大屠杀幸存者放弃了上诉。接着，科尔曼在电话会议中向纽本和杜宾致谢：“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美德。”
但随后对被掠夺资产群体6000万美元和4500美元的分配中，纽本遵循了同样的规则：75%被分给了前苏联的幸存者，4%归美国所有。对于这个结果，美国的大屠杀幸存者再次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又一次踏上了上诉的征途。然而，这一次，纽本却出乎意料地反对他们。“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背叛。”杜宾说。
作为处理赔偿金的首席律师，纽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CEO，而非正义骑士。数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从意大利到加州的幸存者聚居地，他也学会了归档不同幸存者诉求的技巧，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官的判决。“我当然是代表你们的，但我的职责是确保你们的声音能够传达给陪审团和法官。一旦成功了，他们就会作出决定。这就是我的工作。”在瑞士，纽本就银行记录和如何给付这笔钱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他还游说国会，最后成功让其同意对这笔巨款的数千万税款予以豁免。
要钱
“我为他们鞠躬尽瘁，几乎把命给赔上了！”
去年12月，圣诞节前一周，纽本寄了一封信给科尔曼。自他成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首席控方律师以来，近7年的岁月悄然过去。纽本认为该是拿工钱的时候了。在信中，纽本向法官重申他在案件的最初阶段自愿放弃律师费，但“一旦事情变得清晰了，这就意味着首席辩护律师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案件的后续工作，因此，这样的劳动是应该以小时为单位支付的”。纽本声称，自1999年以来，他已经工作了8178个小时，按每小时700美元的劳务费计算，再加上25%的折扣，他给出了最低价：4088500美元。
纽本的律师费请求几乎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不是免费为大屠杀幸存者工作的吗？对于美国的幸存者来说，400万美元的律师费是对他们最后的掠夺行为。“很明显他是代表你在法庭上谋求最大利益，”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本身是一名法律学教授的西恩·罗森鲍姆说，他还是“75-21-4”规则的强烈反对者，“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个为你谋利益的律师，却恰恰向你追讨他的薪水。”
反对
“大屠杀幸存者不是埃克森-美孚！”
即使是纽本的同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律师团成员之一的罗伯特·斯威福特也感到“很惊讶”，“我觉得这样做缺乏职业道德，”斯威福特说，“你必须告诉委托人什么时候你免费干活，什么时候不是———在这个案件中，委托人就是那些大屠杀生存者。我们后来才知道纽本和法官讨论过这个问题。里面的详细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和委托人商量？”杜宾则认为这是一种利益关系：“纽本支持法官的裁决，然后……让法官批准他的律师费请求。”
杜宾和斯威福特曾希望通过法庭阻止律师费的履行。对此，纽本的反应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去掉具有争议的1600个小时工作时间，但同时也去掉他的折扣，然后，律师费就上涨了671500美元，达到了476万美元。与此同时，科尔曼被撤换，由一名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奥林斯丁接手。
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前执行董事伊连·史坦伯格将纽本的476万美元账单称做一个“道德耻辱”，他指出，纽本实际上已经在一个类似的、针对德国工业的集体诉讼中，赚到了440万美元律师费。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儿童国际网络的组建主席、律师梅纳赫姆·罗森瑟夫特说：“现在，有人很明显地做出了不体面的贪婪行为。”同样参与案件工作的费城人权律师罗伯特·斯威福特则说：“纽本为学校里的法律学生做了个坏榜样。”
也有支持纽本做法的人：“我认为他做得很好。他只是依照律师惯例去做而已。”研究此案的惠蒂尔法律学校教授米高·贝希勒说。这个争论同样在犹太社区中引起分歧。《犹太周刊》编辑和发行人加里·罗森布拉特在专栏中写道：“无论如何，最后纽本终将得到一笔公平的报酬。到那个时刻，他的心情应该是感激而不是百感交集。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重新回到如何迫使瑞士政府和银行还有其他公共机构归还他们拖欠已久的东西上面。”
纽本认为自己完全被曲解了：“从广义角度来说，幸存者对我要求律师费的行为感到迷惑，他们误以为我就是为了拿钱,”他说，“我对此感到很糟糕。”
纽本花了数年时间作代理案件的诉讼和赔偿金处理工作，他深感岁月无情催人老。在2002年遭遇心脏病发后，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并随时准备被推进手术室进行心脏手术。“每一个假期，每一次旅行，他都一直在工作。我们去欧洲旅行时，他却在巴黎的酒店里忙于发传真，”纽本的妻子海伦说，“没有人希望走到这个地步。但它的确发生了。”
“干了这么多年，想不到最后他们对我的看法却是———我不是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纽本坐在他位于纽约大学的办公室里，双臂交叠在胸前，仿佛在竭力制止自己的怒气。他身体前倾，滑到了椅子的边缘，声音也随之上扬：“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一直留在自己的世界里会比较好……不理那些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里质疑我正直善良品格的人们，我———”他停顿了一下，“为他们鞠躬尽瘁，几乎把命给赔上了……”
几乎10年来，纽本一直忍受着他称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1996年，他的小女儿罗伦死于心脏病发，当时她才27岁，纽本55岁了。女儿的死给纽本带来了无法磨灭的痛苦，他的激情和斗志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哀痛得不能自已，”纽本的朋友、律师理查德·艾默里说，“我很担心纽本的前途。”所以艾默里建议纽本寻找一个骄傲而诡计多端的对手，加入一场长时间的诉讼。
今天夏天，地方法院法官一直在处理关于这个案件的喋喋不休的争论，甚至《时代》杂志也发表社论对此进行评说。文中赞扬了纽本所扮演的角色，并且用同情的语调说“我们不该期待有人会无偿地去做如此艰辛、复杂的工作”，然而，该文也对纽本高达700美元的时薪提出了非议。“最后的律师费总数庞大得惊人……如果委托人是大型公司，这样甚至更高的律师费也无可厚非，可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不是埃克森-美孚。”《华尔街日报》则在网上发表了纽本的辩解：“中世纪时，天主教教堂坚持向犹太商人支付‘公平价格’而不是市价，数百年时间过去了，这样的交易思想仍然根植在人们心中。”
下周，美国反诽谤联盟将授予纽本“美国优秀传统奖”，以嘉奖其在代理大屠杀幸存者案件中的突出表现。
（本专题文字 潘晓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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