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制早报》报道6年前，在江苏召开了一场“刑法学研讨会”。与会者金卫东向会议递交了一份论文《应设立“性贿赂罪”》。论文公诸于世后，引发不少知名学者和司法界官员讨论：性贿赂是不是犯罪？现在讨论仍在进行中。持肯定说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金卫东等为代表。持否定说的则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和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为代表。

　　“贿赂”定义 刑法、《反腐败公约》不同

　　世界反腐败大会刚在中国召开，反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仔细分析发现，有关反腐的法律法规之中，我国的相关规定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非完全一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我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支持者：性贿赂严重

　　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胡长清、蒋艳萍等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攻击下，前“腐”后继。支持者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性贿赂的泛滥程度，以强调立法的重要性。支持者认为，性贿赂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给国家机关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超过财物贿赂，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性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这成为支持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性贿赂目前应当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反对者：难执行不如不立法

　　但是在法学界，在承认性贿赂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的基础上，也有一批学者们包括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于性贿赂概念和是否入罪的理论持有相反观点。高铭暄提出，性贿赂只能附属于财物贿赂，说明犯罪嫌疑人生活腐化堕落，若单独设立“性贿赂罪”，恐怕不合适，从操作层面上看，“性贿赂罪”立法化存在着量刑及取证的难题。很多专家认为所谓性贿赂本应由道德规范予以调整。“性贿赂”的称谓本身并不准确，其本质内容是权色交易。陈兴良教授分析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生活上有腐化堕落行为的，应由党纪政纪约束。另外，刑法学学者周详、齐文远等认为，现行法律足以对“性贿赂”定罪，渎职罪的犯罪构成，完全可以包含“性贿赂”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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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长清：化名幽会女服务员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名女服务员胡小姐在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不惜化名飞去广州与她幽会。性受贿第一案：安惠君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今年6月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据媒体披露，安惠君腐败案件侦查期间，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此案被一些专家称为是“性受贿第一案”。性行贿第一案：蒋艳萍蒋艳萍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官员成了她大肆敛财的保护伞。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蒋在汉寿县被关押期间，又以色相“击倒”了看守所副所长万江。有专家认为蒋艳萍案是“性行贿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