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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港大教授林大庆在“北京论坛”上称，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这一建议遭到网民激烈抵制（10月29日据中新社）。 理性地看，林教授的建议是符合烟草控制经济学的。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这是基本经济学原理，研究人员发现，吸烟者对香烟的需求虽较固定，但也受到烟价波动的很大影响。加拿大1982至1992年间提高了税率，造成了香烟零售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消费量则明显下降。同样，课税也减少了南非、英国等若干国家的香烟消费量。 既然符合经济理论和实践理性，林教授的建议为何引来如此大的反对，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非理性情绪：如厌涨情绪下对所有涨价不加辨别的痛恨，吸烟者自私立场上对提价控烟的反对等等——但反对声中更多是理性的质疑：许多人并不怀疑提税涨价可以控烟，但他们怀疑与烟草商走得那么近的政府是否有“控烟”的诚意，如果深陷烟草利益链的政府不想控烟，“提价控烟”只会成为权力与资本合谋搜刮烟民的一次操作。 确实，许多国家成功地通过提高香烟税的方式减少了社会的香烟消费量，但产生这种效果都有一个约束条件——政府不是太多地依赖烟草税源。所以政府能比较坚定地站在公共卫生和国民健康的立场控制烟草。而我们的体制语境就不一样了，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依赖烟草税收入。上个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榜就显示，纳税前十强中，烟草占了3家，前100强中，烟草占了30席——财政如此依赖烟草，公众哪里会相信政府部门会诚心控烟？政府与烟草的另一层“近”表现在烟草专卖制度上，许多烟草企业既是企业又拥有公共部门的行政权力，专卖制度使权力深陷烟草利益链而被资本所俘获，控烟等于是割自己的肉。 在这种情形下，“提价控烟”根本行不通。提价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会进一步强化政府财政对烟草税源的依赖，可能戒了少数穷人的烟瘾，却加深了政府财政的“烟瘾”；增税造成的提价可能让一些穷人买不起现在抽的烟，但他们会转向便宜而危害更大的烟寻求替代，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后，提价的结果很可能是政府与烟草企业双赢，而普通烟民双输。 因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太近的纠缠，中国许多公共事业都陷于这种境地，人们对这些符合经济理论但遭遇中国国情的命题充满质疑：提高水价是为了公民节水吗？提高景点价格是为了限制游客从而保护景区吗？提高油价是为了节约能源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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