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德盛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绞架，此间尚存插放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厅内有沙发、地毯。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开花时节，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平房之间是一个运动场。后院则是一块二十多亩的熟土，当中有一口井。院内四周尽是梧桐，环境尤为清静。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陉河边的十个月，他看惯了山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管共产党也设有岗哨，可是那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口退到垭口。所以在邱行湘的意识里，差不多把共产党的监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是的，邱行湘在这里怕得有理。在那电光形多条胡同里，还散发着血腥，在那株梅花树根底下，还渗透着尸水。段祺瑞在这里对共产党人拉起绞索，蒋介石在这里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新旧军阀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却把野蛮保存得完完整整。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气氛，已经阴森到这种程度：一个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这里连住几天，这个人会在一瞬间惊恐地扪心自问：你究竟是不是犯人？这种气氛对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来说，自然是倍觉胆战心惊了。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认为共产党是不无道理的话，他就自认晦气了。思索的目标并不难找——他几乎是带有预感性的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犯了。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他感到他过去估计中应受到的惩戒，有可能是将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他这样想时，除了诅咒自己的命运以外，丝毫找不到诅咒共产党的理由。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楣。若是国民党军事得势，就会像曾经得势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蒋介石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贵州息烽监狱、重庆中美合作所会繁荣兴旺，经久不衰。陈诚也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人物，邱行湘清楚，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诚就系统地看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后来，也研究过程灏、朱熹、张江陵等人的学说，他常常对邱行湘说：“要学商鞅治秦，乱世用重典。”

　　现在，邱行湘垂着头，慢慢走进小八角楼。他望着楼台前的柏树，心里顿生一丝脱俗之情；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庙宇么，母亲不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这里每日举目梵宫僧寮，每时满耳木鱼清磬，虽不能像孙传芳部下们那样重振人生，能像孙传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当隐士那样心身两净，亦得聊以自慰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头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这里的胡同，过去曾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次编名，他只看见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块脸盆大小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别挂在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

　　是的，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