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2002年发生在香港的雇凶杀人命案曾轰动全国，今年10月25日，杀手杨文站在了被告席上，他说：“我不奢求重生的机会，请求法庭判我死刑。”语毕，向受害人家属深深鞠了一躬。这个多次获奖的优秀退伍军人、抗洪英雄、把自己复员费都分给别人的好战友，这个被乡亲普遍认为是个好人、自己站十多个小时给老人让座的农民孩子，怎么会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
杀手杨文的选择
本报记者 何海宁 姚佳威
香港陆羽茶室
杨文从卫生间走出来时，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手中多了一把上了膛的口径为7．62的五四式手枪。他不慌不忙地走近坐在座位上品茶的香港亿万富豪林汉烈。
枪声响起，子弹近距离击中林汉烈左脑。在众人的尖叫声中，他冷静地将已经卡了壳的枪口对准旁人，慢慢退出茶室。
“媒体报道说我像《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 ”2005年底，在深圳第二看守所，杨文对他的辩护律师王利民讲述了作案经过，一反冷静本色，全身颤抖。
2002年11月30日，这宗发生在香港的雇凶杀人命案不久即轰动全国。随后不久，杀手杨文在湖南张家界被抓获。今年10月25日，他站在了深圳第二中院被告席上，同案还有5名被控幕后指使者，1名同伙和1名涉嫌窝藏罪的杨文战友。
在他湖南老家沅江市定华村，至今流传着一个说法：“杨文最后一次逃回家，戴着墨镜，提着密码箱，里面全是港币。”本报记者了解到的事实是，2002年底偷偷潜回家时，杨文穿着一身陈旧的军大衣，一言不发，据说吃了3个鸡蛋后便走了。至今，熟悉他的村民仍不相信他是“杀手”。
“想到可以拿10多万元给家里，这样在乡亲邻里之间比较光彩。我太爱面子了，搞到钱人家才看得起。”杨文在看守所里曾这样对媒体说。他给家里留下了14万港币，据律师王利民说，他的“佣金”总共才17万。
一个讨人喜欢的农家娃，优秀退伍军人，普通的打工者，最终变成了一个雇佣杀手，法庭上的杀人嫌犯。十年间，杨文的角色陡变让家乡人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深圳
高颧骨，粗眉毛，前额微秃。在通缉照片上，杨文更像是一名农民工，而不是人们印象中满脸暴戾之气的杀手。
1998年，21岁的杨文混入南下打工大军，来到东莞。
那年年底复员回家后，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负担。杨文家七八亩地，种着蓿麻、稻谷，弟弟还在念书。1996年父亲杨立夫租了10多亩地，却遭遇水灾，欠下了1万多元的债务。母亲罗泳娥的服装店也惨淡经营，一直亏损，负债几千元。
杨文的一些战友常来家中做客。他有湖南人天生的豪爽、仗义的性格，总是热情款待。但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很快成为了他的心病。抱着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他决定外出闯荡——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重大选择。第一次是决定当兵。
为了少付车费，他故意在离过年只有十多天的时候出门。“我劝他过完年再走，他不肯。”母亲罗泳娥回忆。家里给了他1000元，他留下了400元，对母亲说作为家里的生活费用。
一走就是3年。他从不告诉家里人他的打工状况，罗泳娥只知道他在广州（实际上是东莞）一家印刷厂当保安，每个月五六百元工资。每次打电话，他都只问“爸爸、妈妈好吗”；母亲关切地问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只回答一个字，“好”。
“他很要强，从不跟我们说生活有多苦，我们也知道的。”罗泳娥说。父母相信杨文不会走歪路，因为“家里一直对他很严”。
在邻居和小学同学眼中，杨文是一个沉默寡言但懂礼貌的人。而他喜欢跟父母、弟弟说悄悄话。自南下广东后，杨文只回过两次家，每一次回家母亲总是“开心得要死”。她说：“早上带我出去到处看，逗我开心，晚上就给我按摩，跟我说小话（悄悄话）。”
爱上城市与困窘的打工生活
初到东莞时，他和同乡睡在立交桥下。后来经人指点，住进了一栋烂尾楼里。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他的许多老乡吃不了这种苦，回家了。杨文坚持了下来。
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每当顾客把球打到水塘里时，他就脱下衣服，跳到水里捞球。后来，杨文到两家印刷厂当保安，在两个厂之间倒班。“因为身体受不了，被迫辞掉了其中一家。”王利民说。
杨文生活窘困，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够日常开销。当小学同学王健打趣问他是不是发财了，他淡淡地回答：“只是混了个嘴巴。”其后他有了女朋友，“生活就更难了”，王健说。
这3年时间里他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父母并没有因此埋怨他。
可杨文对待战友却是极其慷慨。“他的战友没有找到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工资也取了出来，谁没有就拿去花。”母亲罗泳娥心情复杂。
战友们很喜欢杨文。父亲杨立夫左眼被麻杆弄伤时，战友们凑了2000元，让他寄回家帮助父亲做手术。
杨立夫在珠海打工期间，被包工头拖欠工资。后来求得包工头给了几十元。他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去东莞看望儿子。杨文知道父亲的遭遇后，只给了他100元。“杨文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但憋在心里。他的父亲对我说，他能够感觉到杨文对家人的愧疚。”王利民说。
罗泳娥知道儿子一直把家里1万多元的债务搁在心上；直到去年，这笔钱才算还清。
“可能是觉得没有面子”，杨文极少回家，每次都是挑着车票不贵的时候，且都是两手空空。1999年夏天，他只穿着背心和长裤回到家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律师这样说。
情况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杨文回家时，很多村民喜欢跟他聊天。细心的邻居胡发春发现，杨文抽的是5元一包的白沙烟，“他抽一包顶我四五包。”胡发春说，“走路也开始歪起来，一摇一摆的。穿了牛仔衣，以前都是穿家里的粗布衣服。”
罗泳娥觉察到儿子喜欢上了城市生活：“他说，在屋里（家乡）做事天天要晒太阳，好多蚊子。在外面不用晒太阳，没有蚊子，下班了就在屋里头。”母亲说杨文喜欢练拳。回到家时，每天早晨村民总能看到他沿着土路跑步、打拳。但现在的杨文喜欢看武打片，家里却只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2001年6月第二次回家时，杨文带回了一件令父母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张约70cm×30cm长宽的100元人民币样币，他把样币贴在了自己的床头。罗泳娥当时有些疑虑，但也没有过问。
| ·辩论话题:抗洪英雄为钱杀人值不值得同情？ |
| 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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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 |
| 正方：值得，作为一个抗洪战士，是为国家，为人民流过血，几乎献出生命的人，他的坠落让人痛心，虽然再大的功劳都不能免去他所犯下的罪过，但是从情感上说他还是值得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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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不值得，正是作为一名曾经的抗洪战士，知道维护人民安全是自己的天职，任何人都不能躺在功劳薄上，更不要说去犯罪，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道义上，这种为钱而坠落的人实在是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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