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溺爱自己的生命，人人延续自己的生命。当成年世界的所有拼杀思量都落幕，生命源头的影像和情感便成为最直接的真理。它让人回归，也让人安妥。人开始尝到尊严和淡然的滋味，这一生于国于己，怎样地来路，一点点清晰了。虽然是“天凉好个秋”，也虽然太直接了些，童年还是回来了……

　　《童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的立意无疑是恰切的，在每个人最需要独自品味的时候，它在眼前，便有了乘舟回游的风景和心思。童年的烙印，如果它是痛苦，那么，这一生的行程都有股苦涩，像喝了多次的一杯茶……如果它是平顺，那么，多少狂风暴雨，都不能熄灭内心爱的火焰。童年破碎还是完整，是不能自己选择的。在经历后，回望童年，回到生命的初始，怀一颗破碎还是完整的心，却是那么百般滋味，心由境生了。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二十世纪初的文人，坚持了民族和自我的品性？为什么他们能够超越时代，在这个物质泛滥的时代，还有些人捧着他们的文字，作为一种启示来追随？

　　有人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和平时期是一盘散沙的状态，他们能够安然地追求着细节的精致。在古代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江南人家，生活与文化浑然一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普遍模式，耕读传家的长远理想，与现代人感到的焦虑猜疑、攀比随俗，形成不尽相同的人生图景。战争期，现实和精神的矛盾尖锐到人如草芥、命比纸薄。所谓“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不幸的是，二十世纪正是这样一个乱世。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矛盾重重。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处境，还有家家数不清的离散、死亡、反目、饥饿，天灾人祸，罄竹难书。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说起他们的童年故事，都是一股弥漫着的悲伤。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些擎起中国脊梁的人，他们承载和坚持，破坏和重建，在一切烟消云散后，他们的是非功过便一点点显露出来。他们也在回忆，回忆幼时受的教育，回忆世纪初对文化路向的一次次抉择。胡适们，像林语堂、梁实秋、季羡林、梁漱溟、费孝通、周一良等人的童年，在启蒙和救亡的时代风潮下，在旧的私塾教育和新的西方学制的交替中，他们往往既秉承了传统，又经历了新风，人生不再是空空一声叹息，它被装进了内容。后来，无论怎样的命运遭际，也无论怎样的树大招风，煊赫一世，他们的童年都是这些杰出经历的源头。胡适讲：“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梁漱溟回忆：“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沈从文这样回顾他的童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在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时代大主题下，他们的童年既是心灵的无忧无虑、清朗悠长，又肩负着国破家亡的世纪重创和奋争不息，虽然在暮年的回忆中，这些烟火气全部淡为背景。

　　《童年》关注了三十多位现代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童年回忆和一生路向的起点……所有的飞扬都沉静下来，他们坚持了安稳的一面，成了接续文脉的一个凭证。

　　《童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