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的一项活动，昨天下午，同济大学钟庭报告厅里展开了一场关于城市文化的热烈讨论。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教授郑时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齐康和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园区的倡导者登琨艳共同就城市建筑文化与地产商的利益博弈、激发城市活力的因素等问题与同济师生和部分社会人士进行了问答。

　　登琨艳 创意上海，有园无业

　　建筑设计师登琨艳认为，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真正有创意的国家，那时候，加了香料的扇子把西方人迷得团团转，郑和下西洋的船只携带的瓷器盛行东南亚。但现在的中国还只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国，他自己目前也只在大杨浦地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接下来要把创意产业作为软体植入这个环境，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上海现在有58个创意产业园，未来预计要发展到80个，但目前在他看来，这些创意园区基本都属于老工厂改造和功能转化基础上实现的闲置空间再利用，但经营状况与产业量化到“无纸币买卖”、像美国的许多工厂那样完全形成卖方市场的真正创意产业还有很大距离。

　　齐康 活力城市应该包容有想法的年轻人

　　建筑大师齐康从城市活力的创造主体角度举了一个切身的例子。他说，真正有活力的城市应该有一种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度，包括对有好的想法的人的宽容。

　　“今年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王澍是我的一个宝贝，张永和是另一个。虽然王澍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说‘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算半个’而得罪了所有评委，虽然张永和有时候写的文章连他的父亲———建筑大师张开济都说看不懂，但他们真的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也是他们和另一些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使很多方面还滞后的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的前沿领域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郑时龄 应关注建筑师的社会生态环境

　　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则提出，公众常常喜欢批评建筑师，说他们设计的建筑、广场丑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建筑师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就像外滩中心已经有了一个“皇后的皇冠”，最近有开发商又想在北外滩建一个“国王的王冠”。现在很多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建筑的形式追逐利润。开发商有时也开始表现得支持建筑文化，但很难说他们究竟是追求文化，还是在占据经济资本之外也希望能够占据文化资本。就像法国文化评论家布尔迪厄曾说，所有的文化符号和实践都体现了一种文化强化的功能，文化成为了一种政治的表达。

　　另外，官员们往往站在高处看一座城市的规划设计，他们的视角和城市许多广场等公共空间使用者的视角是不同的，如何避免一种过于高调、宏大的叙事，真正为城市里的人着想，这也是城市规划者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