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中国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11.3%的前后，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接连对中国经济发表多篇评论，对中国经济规模、高速经济增长、投资快速增长等从多个角度提出了担忧。

　　9月13日，美国新财长保尔森则大胆鼓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该被公认为是一个领袖”，西方言论风向转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种爱恨交织、欲说还休的中国情结正在蔓延开来。

　　这种爱恨交织的中国情结，最初的表现是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和经济上的“中国需求论”。这两个论调都是一种明显地抑制中国崛起的心理。

　　接下来的，则出现了主要是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分析评价的各种“言论空投”。这些言论主要表现为：中国内需不足与中国需求抬升价格的需求悖论；中国倾销与输出通胀的价格悖论；中国顺差过大及汇率操纵的直接指责；甚至还有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临界点等等。

　　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充分分享收益是最主要的希望，而且这些希望在这些论调中都得以体现。直观上来看，中国威胁论调滑稽地消失，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重视，表明了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经济。

　　例如经济增长到达临界点、贸易均衡与平衡顺差、升息等紧缩措施的关注等等，尽管这些评价中对中国经济表示了担忧之心，但是，在担忧与指手画脚之外，我们更多地看到，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够符合自己的甚至是同盟集团的利益需要这种心情溢于言表，这种心态促使世界舆论向更深层次地关注中国经济内涵转变。

　　一些言论甚至表现得非常有趣。一篇美国的评论认为，因为高学费和高医疗费导致了中国内需不足，因此，中国的学校和医院妨碍了中国人的消费，因此造成高储蓄与大量顺差。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否有道理，从其对中国经济深层次的挖掘看，实在是有心人。一些为本国行业产业资本服务、同时寻找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中的有利机会的代言人，在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中，流露出了迫不及待地希望从中获益的心态。

　　另一方面，世界舆论越来越转向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金融政策的评价。这说明影响中国决策的心态日益上升。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对金融政策的评价，一些以建议的面目出现的评论分析直接对金融当局指手画脚，试图影响决策的心态显露无遗。

　　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而希望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轨道的预期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就不难理解保尔森的热烈吹捧与利用IMF祭出借刀杀人之计，而这还只是一系列连环计的开始。

　　这些世界性的舆论风向，无一不表达了世界对中国既寄托希望又充满担忧的爱恨交织的情结。甚至，这种情结渗入国内，引发了动摇怀疑，甚至是基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足自大的政策干预倾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看到这种爱恨交织的中国情结会更加转向于市场的具体操作，这也与国际资本追逐中国资本市场的利益一致。中国情结将按照攻击排斥论———怀疑干预论———操作分享论的不同阶段，完成其应有的路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