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晖
淘金肯尼亚:一个中国商人的十年生意经
初入非洲
刘汝谦当初去非洲,是因为没有选择。
“单位里的年轻人都去了欧美,没人愿意去非洲,我才去了那儿的。”
1997年,他所在的中国燕兴公司准备开拓国际市场,派员工赴非洲五国拓展业务。 41岁的刘汝谦带着一个团来到东非国家肯尼亚,考察当地的机械市场。
回忆起那次“非洲初体验”,刘汝谦很坦率地讲,“那时的我,别说肯尼亚了,就连非洲都一点概念也没有。”
可谁也没想到,这趟公差,却改变了刘汝谦日后的人生轨迹。
肯尼亚是东南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一度被称为“非洲的希望”,经济增长率达到5%~8%。
经过15个小时的漫长旅途,飞机降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出机舱门,我就傻了,”刘汝谦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满眼都是绿油油的,绿化比北京都要好。”
“第一次去,还真是小看非洲了。”刘汝谦说。
在刘汝谦的印象中,当时内罗毕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肯尼亚的发展,似乎像是中国的翻版。
比如说保水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非洲,按照雨量多寡,一年只有两季——雨季和旱季。到了旱季,几乎是半年的时间不下雨,守着河流的地方还好点,没有河流的就要打井取水来灌溉农田。但是,当地的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水分蒸发很快,农田必须保水。当时肯尼亚人保水,就像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做法,把稻草铺到地上,浇点水在上面,效果当然很差。
刘汝谦见到后,就把国内早已使用的农膜带了过去,效果非常好。当地人很喜欢用,不久,当地就建了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
按照刘汝谦的说法,“我这个做贸易的,在内罗毕,一不小心就成了农学专家”。
并非“满地黄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罗毕街头涌动的华人身影中,除了像刘汝谦这样的“公家的人”之外,更多的还是内地过去的个体户。
“我去的时候,当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户。东北的、浙江的比较多,后来福建的也过来了。”
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参处统计,当地华人约有5000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内罗毕。这些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随公司来援助肯尼亚或承包项目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业务员;小型投资者,如开餐馆和中医诊所的;来打工的服装厂领班和技术员等。
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多以贩卖国产轻工日用品为主。比如,东北商人多是做服装生意;浙江人主要是卖鞋,“各式各样,卖得很便宜”。
这些远赴异国他乡淘金的中国人,有的成功了,“发了家”。
据刘汝谦介绍,北京昌平一对姓杨的哥俩,做酒起家,现在资产已达几亿先令(9肯尼亚先令约合1元人民币),“算是在那里做得最好的中国人了”。
起初,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厂,生产一种叫“NO.1”的勾兑酒。走的是廉价路线,不用酒瓶子装,而用装果酱的小塑料袋,最便宜卖到10个先令一包,使得当地人人都消费得起,销量非常好。
发展到后来,甚至当地很多学生也买来喝。肯尼亚总统夫人为此介入这件事,不再允许卖这种小包装酒,要求必须是300毫升以上的玻璃瓶子包装。
杨姓哥俩后来转行干了别的。现在,他们在当地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家水公司以及一家制衣厂。仅水厂生产的矿泉水,除供应肯尼亚本地之外还出口到乌干达、苏丹等周边内陆国家。
相对于杨姓兄弟的成功,刘汝谦的从商经历,在当地华人圈子里似乎更具代表性。
在给公司打工的同时,刘汝谦也尝试着做一些小本买卖。
最初他投资做“菜农”。但是,巨额的连续投资,碾碎了刘汝谦在异国做“菜农”的想法。后来,刘汝谦还尝试过别的:“酒厂算一个,因为执照拿不下来就没有再往下做;又跟人合开了一家生产火腿肠的厂子,也黄了;还组装过电脑、做过光盘;七七八八的做过很多,但都没有做成。”
几年曲折的创业经历,也让刘汝谦对于在非洲经商有了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体验,在他看来,中国人在非洲经商,并非是满地黄金,有许多风险必须要懂得规避:
首先,在肯尼亚做生意,账期比较长,大部分都在一个月左右,你给超市供货回款至少要三个月,“给国家或部队那都得论年说”。除非是零售商,否则资本小了实在是周转不开。
另外,当地人对机械生产很陌生,很难雇用到合格的技术工人,逼得你购买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配备全自动的,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多成本。
商人眼光要放远
2003年,在刘汝谦看来,是一个“拐点”。
那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因未达到预期收益,撤出了肯尼亚。作为留守人员,刘汝谦开办了一家新的公司——肯尼亚燕兴科技公司,自任经理,在当地开展一些中国商品、技术的咨询服务。
刘的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内罗毕的华人圈也在同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涌入内罗毕,涌入肯尼亚。
“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是在肯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肯尼亚贸易工业部长穆西萨·基图伊表示,“这说明肯政府为吸引中国投资所采取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从浙江、福建、广东跨海而来。
他们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就跟过去游击队似的,背着个小包就过来了。”刘汝谦说。
没过多久,内罗毕的街角就冒出了一家家小店:20平米不到的空间,堆满了从中国运来的廉价的小电器、艳俗的胸花和孩子们用的小玩具。门口挂着的牌子上,用中英文写着:“北京商场”、“长城饭店”,或是“上海大超市”。
“东西质量普遍不太好,我看还不如国内的一元店里卖的商品。”刘汝谦曾在这样的店里买过一床棉被,“一洗,就缩成很小的一个团,尺寸都不够。”
由于劣质商品,甚至假货鱼目混珠,中国的一些产品在内罗毕逐渐失去了传统市场。小的日用品,比如纺织品、毛巾什么的,让印度、斯里兰卡人给占领了;当地人现在也宁可买欧洲的拖拉机而不买中国产的,即便要多花很多钱。
肯尼亚对中国产品的检查也日趋严格,委托国际检测机构SGS来查验每一批次发自中国的货物。
“去年,山东三明出的一些插座插头,就直接给封存在肯尼亚海关,七八个货柜的货物直接就给销毁了。”刘汝谦说。
面对这样的现状,在内罗毕摸爬滚打了快十年的刘汝谦很是着急,他表示:商人眼光要放远点的,想占领这个市场,就要拿出好东西来,不然,可能最终会毁了你。
而他自己的生意,也越发地做得小心翼翼起来。
上个月,一单粉碎机的生意让刘汝谦从内罗毕飞到了广州,到供货方工厂检查设备情况。这一单生意,也就3000美金左右的利润;而从内罗毕到广州的往返机票,却要1100美金。
“这里面不光是生意,还有中国人的脸面。”说这话的时候,刘汝谦很是认真。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