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晖

　　淘金肯尼亚：一个中国商人的十年生意经

　　初入非洲

　　刘汝谦当初去非洲，是因为没有选择。

　　“单位里的年轻人都去了欧美，没人愿意去非洲，我才去了那儿的。”

　　1997年，他所在的中国燕兴公司准备开拓国际市场，派员工赴非洲五国拓展业务。41岁的刘汝谦带着一个团来到东非国家肯尼亚，考察当地的机械市场。

　　回忆起那次“非洲初体验”，刘汝谦很坦率地讲，“那时的我，别说肯尼亚了，就连非洲都一点概念也没有。”

　　可谁也没想到，这趟公差，却改变了刘汝谦日后的人生轨迹。

　　肯尼亚是东南部非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一度被称为“非洲的希望”，经济增长率达到5％～8％。

　　经过15个小时的漫长旅途，飞机降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出机舱门，我就傻了，”刘汝谦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满眼都是绿油油的，绿化比北京都要好。”

　　“第一次去，还真是小看非洲了。”刘汝谦说。

　　在刘汝谦的印象中，当时内罗毕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肯尼亚的发展，似乎像是中国的翻版。

　　比如说保水技术的推广应用。

　　在非洲，按照雨量多寡，一年只有两季——雨季和旱季。到了旱季，几乎是半年的时间不下雨，守着河流的地方还好点，没有河流的就要打井取水来灌溉农田。但是，当地的紫外线辐射比较强，水分蒸发很快，农田必须保水。当时肯尼亚人保水，就像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做法，把稻草铺到地上，浇点水在上面，效果当然很差。

　　刘汝谦见到后，就把国内早已使用的农膜带了过去，效果非常好。当地人很喜欢用，不久，当地就建了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

　　按照刘汝谦的说法，“我这个做贸易的，在内罗毕，一不小心就成了农学专家”。

　　并非“满地黄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罗毕街头涌动的华人身影中，除了像刘汝谦这样的“公家的人”之外，更多的还是内地过去的个体户。

　　“我去的时候，当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户。东北的、浙江的比较多，后来福建的也过来了。”

　　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参处统计，当地华人约有5000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内罗毕。这些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随公司来援助肯尼亚或承包项目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业务员；小型投资者，如开餐馆和中医诊所的；来打工的服装厂领班和技术员等。

　　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多以贩卖国产轻工日用品为主。比如，东北商人多是做服装生意；浙江人主要是卖鞋，“各式各样，卖得很便宜”。

　　这些远赴异国他乡淘金的中国人，有的成功了，“发了家”。

　　据刘汝谦介绍，北京昌平一对姓杨的哥俩，做酒起家，现在资产已达几亿先令（9肯尼亚先令约合1元人民币），“算是在那里做得最好的中国人了”。

　　起初，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厂，生产一种叫“NO.1”的勾兑酒。走的是廉价路线，不用酒瓶子装，而用装果酱的小塑料袋，最便宜卖到10个先令一包，使得当地人人都消费得起，销量非常好。

　　发展到后来，甚至当地很多学生也买来喝。肯尼亚总统夫人为此介入这件事，不再允许卖这种小包装酒，要求必须是300毫升以上的玻璃瓶子包装。

　　杨姓哥俩后来转行干了别的。现在，他们在当地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家水公司以及一家制衣厂。仅水厂生产的矿泉水，除供应肯尼亚本地之外还出口到乌干达、苏丹等周边内陆国家。

　　相对于杨姓兄弟的成功，刘汝谦的从商经历，在当地华人圈子里似乎更具代表性。

　　在给公司打工的同时，刘汝谦也尝试着做一些小本买卖。

　　最初他投资做“菜农”。但是，巨额的连续投资，碾碎了刘汝谦在异国做“菜农”的想法。后来，刘汝谦还尝试过别的：“酒厂算一个，因为执照拿不下来就没有再往下做；又跟人合开了一家生产火腿肠的厂子，也黄了；还组装过电脑、做过光盘；七七八八的做过很多，但都没有做成。”

　　几年曲折的创业经历，也让刘汝谦对于在非洲经商有了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体验，在他看来，中国人在非洲经商，并非是满地黄金，有许多风险必须要懂得规避：

　　首先，在肯尼亚做生意，账期比较长，大部分都在一个月左右，你给超市供货回款至少要三个月，“给国家或部队那都得论年说”。除非是零售商，否则资本小了实在是周转不开。

　　另外，当地人对机械生产很陌生，很难雇用到合格的技术工人，逼得你购买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配备全自动的，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多成本。

　　商人眼光要放远

　　2003年，在刘汝谦看来，是一个“拐点”。

　　那一年，他所在的公司因未达到预期收益，撤出了肯尼亚。作为留守人员，刘汝谦开办了一家新的公司——肯尼亚燕兴科技公司，自任经理，在当地开展一些中国商品、技术的咨询服务。

　　刘的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内罗毕的华人圈也在同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涌入内罗毕，涌入肯尼亚。

　　“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是在肯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肯尼亚贸易工业部长穆西萨·基图伊表示，“这说明肯政府为吸引中国投资所采取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从浙江、福建、广东跨海而来。

　　他们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就跟过去游击队似的，背着个小包就过来了。”刘汝谦说。

　　没过多久，内罗毕的街角就冒出了一家家小店：20平米不到的空间，堆满了从中国运来的廉价的小电器、艳俗的胸花和孩子们用的小玩具。门口挂着的牌子上，用中英文写着：“北京商场”、“长城饭店”，或是“上海大超市”。

　　“东西质量普遍不太好，我看还不如国内的一元店里卖的商品。”刘汝谦曾在这样的店里买过一床棉被，“一洗，就缩成很小的一个团，尺寸都不够。”

　　由于劣质商品，甚至假货鱼目混珠，中国的一些产品在内罗毕逐渐失去了传统市场。小的日用品，比如纺织品、毛巾什么的，让印度、斯里兰卡人给占领了；当地人现在也宁可买欧洲的拖拉机而不买中国产的，即便要多花很多钱。

　　肯尼亚对中国产品的检查也日趋严格，委托国际检测机构SGS来查验每一批次发自中国的货物。

　　“去年，山东三明出的一些插座插头，就直接给封存在肯尼亚海关，七八个货柜的货物直接就给销毁了。”刘汝谦说。

　　面对这样的现状，在内罗毕摸爬滚打了快十年的刘汝谦很是着急，他表示：商人眼光要放远点的，想占领这个市场，就要拿出好东西来，不然，可能最终会毁了你。

　　而他自己的生意，也越发地做得小心翼翼起来。

　　上个月，一单粉碎机的生意让刘汝谦从内罗毕飞到了广州，到供货方工厂检查设备情况。这一单生意，也就3000美金左右的利润；而从内罗毕到广州的往返机票，却要1100美金。

　　“这里面不光是生意，还有中国人的脸面。”说这话的时候，刘汝谦很是认真。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