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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增强科技实力，才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只有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是1∶1的关系，而是倍增的关系。
那么科技究竟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们摘取了几个普通的片段呈现给大家。它们带给我们的不光是振奋，更是希望。
从“卖铁”到“卖金”
本报记者 余建斌
“科技创新就是我们快速发展的翅膀。过去没有科技，我们找客人，有了科技，客人就主动来找我们。”
“过去是通过辛辛苦苦杀出了一条血路，而现在还必须通过不断创新闯出一条新路。”
在刚刚结束的第100届广交会上，来自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有限公司展位上，并排摆放的两台缝纫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一台是黑色的传统式样的家用缝纫机，它是“飞跃”十几年前在广交会上叫卖的产品，而旁边的白色家用缝纫机样式轻盈，款式新颖，使用的原材料不到前者的1／10，“身价”却是它的100多倍。
差别就在小小的一块集成电路芯片。在新式缝纫机里安装的这块“智能芯片”，让传统机械的家庭缝纫机“脱胎换骨”，成为智能化的电脑缝纫机。设计好的图案造型存进闪存盘接入机器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缝制成型，第100届广交会开幕式上的图案就是这么织出来的。
“这一款‘智能芯片’是我们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研发成功的最新产品。”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介绍说，实际上，缝纫机的“智能化”一直在拓展。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飞跃集团每年都有20多项新产品研发成功，新品产值率近70％，至今已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目前飞跃集团每年在科技上的投入要占到销售收入的4％—5％，而科技成果产生的高附加值也占到了利税的80％。“正是科技创新让我们从卖铁变成卖金。”邱继宝说，“科技创新就是我们快速发展的翅膀。过去没有科技，我们找客人，有了科技，客人就主动来找我们。”
“原来以为，中科院是国家的顶级科研机构，高不可攀。没想到一接触下来，感觉中科院非常开放。”邱继宝介绍，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在参观完飞跃集团后马上表示，双方应该建立长期战略性的合作关系。经过双方多次了解，中科院计算所和飞跃集团已经开始在机电数控技术产业化方面进行合作。“飞跃集团将吸收嫁接中科院计算所的先进技术，优势互补，以最短的时间，最大程度提高缝制设备制造业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邱继宝说，“同时，中科院计算所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不断实现产业化，从根本上提高计算所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国民经济服务的能力。”
“过去‘飞跃’是通过辛辛苦苦杀出了一条血路，而现在还必须通过不断创新闯出一条新路。”结合自己创业经历，邱继宝说，“民营企业过去那种艰苦创业、敢想敢干、敢闯敢冒的精神不能丢，然而现在更多的需要创新和智慧。”
“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必须与市场结合，与竞争性行业结合，特别是与大企业集团充分结合，将科研成果迅速变成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种‘产学研’的结合只能继续加强，不能削弱。”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中科院计算所和飞跃集团的合作所作的肯定。
这番话让邱继宝信心更足，“只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在国际上真正打响‘中国制造’。”
记者感言：从过去“卖铁”到现在“卖金”，飞跃集团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只有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第一”的作用才能显现；企业只有把科技作为竞争的法宝，才能找到发展的希望。打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应该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特派员就是财神爷”
陈建才 谌文卫
“村民们都把特派员当亲人，只要下到村里，大家都争着抢着拉到家里吃饭。”
“有了科技特派员，科技与农民的距离走得更近了，新农村建设就有了新的希望。”
三兴镇漕源村是江西省万载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几年前，这个村各项工作在全镇10个行政村中总是倒着数。仅仅4年的时间，漕源村就由一个负债累累、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菇专业村、文明富裕村。全村1／4的农户成为香菇专业户，年生产总量达100万袋，仅此一项人均增收近400元。
“这多亏了县里派来了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凌德兴说，“特派员就是我们的财神爷。”
39岁的村民邱少奇是村里靠栽种香菇发家的“小能人”，他给我们说起栽种香菇的经历：2003年，县科技局刘爱英副局长到村里挂点（后来就成了村里的科技特派员），经实地考察，刘爱英提出村里可以栽种反季节地埋香菇。为了让村民看个究竟，村里组织30多个人，分乘6辆车外出参观。但是，参观回来后的村民们并没有像村干部想象的那样踊跃。尽管村干部们打了很多保票，但敢吃“螃蟹”的农户只有24户。将信将疑的邱少奇壮着胆子拿出4分田，投入3000元（其中有村干部帮助借贷的2000多元）栽种起香菇。打大棚，装袋，接种，灭菌，直到摘菇等，科技特派员手把手教着邱少奇。2004年端午节前后，漕源村产出了第一批香菇。邱少奇的4分田的香菇就卖了1．1万多元，除去成本，纯收入达7000多元。村民们终于按捺不住了，种菇户一下子猛增到60多户。
“光起早贪黑还不行，种香菇可得讲科学方法。”邱少奇介绍说，2005年，自以为技术掌握得差不多了，就依自己的想法搞，结果没注意气候、温度的变化，不少菇筒烧包了，损失不小。科技特派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快，在特派员的牵线搭桥下，村里与江西宜春市食用菌研究所建立了友好关系，村民种菇有了技术保障。
“香菇现在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了，”村支书凌德兴高兴地说，“村民们都把特派员当亲人，只要下到村里，大家都争着抢着拉到家里吃饭。”村民们种香菇发了财，近几年来，村民们合股先后办起了竹帘加工厂、果菜厂等多家企业，村里的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快速改善，通过建塔引泉，全村100％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
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说，“现在万载活跃着500多名科技特派员，有了科技特派员，科技与农民的距离走得更近了，新农村建设就有了新的希望。”
记者感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只有走进农村，走近农民，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强劲动力。科技特派员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而这项工作的开展，为不断增强农村科技工作活力，为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提供科技支撑，也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抓手”。
户口迁移网上行本报记者 杜文娟
“系统开通以来，成都百姓办证少跑了120多万趟，节约办证工本费480余万元。”
“每一次操作，系统都有记录，我们责任大了，丝毫不敢马虎。”
在妻子眼里，车科长过去更像一位司机，而不是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的户口科科长，负责单位3万多位员工和家属的户口办理工作。
为啥这么说呢？“每天一早出门，傍晚回家，问他忙什么去了？他累得懒得搭理我：‘开车去了’。”
车科长笑了，解释说：“成都43项户口办理业务中，14项需要三级审批，一次市内移居还得跑迁入地和迁出地两个派出所，干了30年，确实大部分时间在路上。”
以下是车科长办理一次市内移居手续的经历：“我在成都市中心上班，单位一个员工户口落在金牛区天回镇，想把户口迁到买房的锦江区。我早起揣上同事的购房合同和户口簿，开了一小时的车赶到天回镇派出所，不巧户籍民警开会去了。是等还是先回去？我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等到了民警，花十几分钟办好下户手续，交上4块钱领到一张迁移证。匆匆忙忙填饱了肚子，我又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了锦江区的派出所，拿着迁移证排队登记上户……”
市内户口移居多是因为买房或者结婚，跑多了，车科长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成都每个派出所的位置，“太熟了！”
2003年12月22日，成都市公安局开通网上户口迁移系统，打破传统户口审批纸张传递模式，在全国率先实行网上审批。这一天好似分水岭，车科长突然清闲下来。
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科长李瑜向记者描述了新的办证过程：网迁后，凡需办理户口主项变更、更正的，由民警审核申报材料后扫描传输上报，打印《受理通知单》，注明受理内容交给申报人。如果上级审批同意，信息反馈回审批库，民警即可办理；如果上级审批不同意，从审批库中调取信息，打印《公安行政审批告知书》，注明不同意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市局信息通信处副处长颜俊参与了网迁系统的研发：“研发成员全部是市局民警，经过半年多时间反复磨合，攻克了一些技术问题，力求使软件开发满足业务需求。”
如今，成都每个区县都有一个办证中心（如图），迁户口只需去一趟迁入地的办证中心，不用再下到迁入地派出所，更不用折回迁出地派出所。“很快很方便，同事交给我户口簿，往往不到一小时，我就能将新簿交给他。”感觉方便的不只车科长一人，“系统开通以来，成都百姓办证少跑了120多万趟，节约办证工本费480余万元。”
而网迁系统的使用，也提高了民警的工作质量。“每一次操作，系统都有记录，我们责任大了，丝毫不敢马虎。”李瑜说。网迁系统还可快捷查询人口的最新资料，迅速锁定查询目标。李瑜没料到，这一功能还让民警侦察破案如虎添翼：2004年至今年10月，通过办证中心民警比较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库，公安机关抓获65名网上涉案在逃人员。
记者感言：从“司机”还原成户籍科长，网上户口迁移系统的启用，解放的不仅有车科长，几百万成都市民从此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与其说这是科技威力的具体体现，倒不如说这是政府部门“以人为本”的生动写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只有有关部门的服务意识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才能发挥其威力，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才能步入快车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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