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伟人革命理论之一。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发布以前，他便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同盟会的成立， “平均地权”成了国民党的正式纲领。嗣后，中山先生在自己革命的不断实践中，加以充实、发展，写进他所著《三民主义》中，成为他的民生主义的两大理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平均地权》的阐述又比《节制资本》较为详尽，甚至称，“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①可见《平均地权》在中山先生革命理论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所以，它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不仅如此，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少人继承和发扬他的《平均地权》思想，推动土地改革运动，企图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它在近半个多世纪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站在中山先生左翼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山先生晚期的思想，将他的土地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抗战时期推行过减租减息运动；解放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终于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引导全体农民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印度支那各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典范。站在中山先生右翼的国民党人，死抱住中山先生早、中期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和平土改。它们在大陆曾经营过二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甚微，后退居台湾一隅，倾其全力，先实行二五减租，继实行公地放领，随后扶植自耕农，最后，实行都市土地改革，取得一定成果——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土地资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通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它成为东南亚资本主义诸国的土改运动的楷模。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里，想就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加以探索， 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

　　在清朝统治的顺治十八年到咸丰元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耕地的净增数仅一百万顷，可是人口的净增数却达到四亿口还要多。这样，人们活动的舞台变得极为狭窄了，“土地恐慌”达到了极点；由此，人们间的各种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1851年(同治、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爆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决不是什么偶合了。太平天国借以向农民号召的自然是突出土地问题。它们宣传：“土地为上帝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处刁；饱暖”。①这就合乎当时广大农民愿望，农民也就闻风响应，其势有如风卷残云，非常迅速地摧毁了广大江南地区的封建统治了。这便是有力的明证。 由于“土地恐慌”，隐蔽在封建土地关系下的农民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了。因无地少地的人愈多，地主的土地变为奇货可居，于是地租的剥削日益加重，农民日益困穷，租佃关系愈趋尖锐。 由于“土地恐慌”，物以稀为贵，地主贵族对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了。如李鸿章兄弟六人，占地达六十万亩；李鸿章一人即可收田租五万亩。如上海的镇海李家，十九世纪后期在上海拥有好几个钱庄，在东三省成立专业公司收买大批土地。陕西米脂的马家，拥有杨家沟附近六，七十里范围内的全部田地。这种趋势未曾停止，即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据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占农村入口仅14.6%，而占有土地党达 81％，其因兼并而土地集中的情况可以概见。

　　由于“土地恐慌”，在封建土地关系下也必然造成土地经营的日趋破碎．小土地所有者抱住小块土地不放；大土地所有者为了充分榨取高额地租，利用农民渴求土地耕种，宁愿分成小块出租。这当然也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有关。至于少数“经营地主”，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有所萌芽，但在当时毕竟还不是主流。

　　以上这些，我认为都是由“土地恐慌”派生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

　　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便是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添加了催化剂，把它更加激发罢了。(1)如帝国主义者索取大量的赔款，加重了农村的赋税。地主将它转嫁到农民的身上，使农民日趋破产：(2)如帝国主义的教会、租界也参加了土地的剥夺。。如内蒙古一带教堂特别多，教士多从事土地投机。1904— 1909年在绥远便占去土地1370平方公里。外国在我国各地强设的租界也非法大量侵占其附近土地，上海汉口租界均是如此。甚至官员也私售土地与外人，如湖北一个遣员将“川地六万亩私售于德法两国”。②(3)如外国农产品倾销，促使了整个农村的破产。我国的蚕桑、茶叶、棉花，烟草、花生、大豆等，到了清朝末年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竞争倾销，又使它受到沉重打击而趋于衰落。如蚕丝，到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就，超过了我国；如棉花，1902年美棉收获量占全世界总额5l%；如茶叶，日本、印度锡南的品种，质量，均后来居上。1873年，日本出口的绿茶还只有中国的59甲o，三年后，即1876年，它的出口即超过—r中国的一倍。总之，向外，我们竞争不过它们，向内还受到它们倾销的压力。农民生产连成本也难收回，于是形成破产的悲惨局面。

　　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是这样，而时代恰处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急剧过程中，中山先生活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他看到城市地价的猛涨，土地的日益集中，农村的日趋破产，土地经营的破碎，地租的不合理等现象，认为是中国革命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比较，相形之下，整个国家是落后与贫穷。至于财富的悬殊，应以同欧美资本家与工人的差距来相比，我们中国只能算是“大贫与小贫之分”。他认为中国革命后，将使产业获得蓬勃的发展，我们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龙路，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希望“共将来的产”。至于将来的产如何来共，具体措施应该如何，他带着这个问题向西方资产阶级去探索真理。

　　 二、中山先生向西方寻找到的真理

　　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在海外的时间居多，本身又是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所以，欧美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大体上说来，他的土地思想早期主要是受米尔(John St，at Mill 1 806—1 876)、亨利·乔治(Hen ry乙“osge 1 839一1897)这个体系的思想的影响，中期主要是受达马熙克(Adosf Damaschke)单·威廉(W．Sehsarileis)这个体系的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却偏被许多人忽视厂；晚期则受到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可惜，这方面中山先生来不及详细具体的阐述便逝世了。我们仅仅是了解他提出的“以俄为师”这个明确而坚定的方[句罢了。

　　 (一)早期思想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封建的土地关系成为它前进中的绊脚石，寸：是必然成为它的主要打击对象。十六世纪后期，英国已开始了土地国有化运动。著名的学者如斯宾塞尔(Thomas Spence 1750—1 814)，他在“自由的正午”演讲中，便提出·了：土地是人类天赋的生存权，应归村镇或教区所有。到了米尔，认为土地私有不正当，地主独占地租是与社会的正义不符，主张把将来发生的地租没收归公。他们当时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学者，振臂高呼，影响至巨。其后，风靡一时的要算是亨利·乔治的学说了。．他的名著是1882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他认为： “土地是住所，是人类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仓库。” “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①因此，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技术不断的进步，独占地租的不断上升，地主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工人却日趋困穷，实属极不合理，所以，认为土地的“私有是盗窃，地租是赃物”。主张没收全部地租，抽土地单一税。他比米尔激进。当时，他的学说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学者还讥他是“业余经济学家”。因为当时美国地广人稀，“土地恐慌”还不感到严重。可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却全然不同，那里“土地恐慌”严重。圈地运动的高潮虽已过去，人们余悸未消，大家对土地问题如何来．解决，极度关心，因而亨利·乔治的学说受到重视。正如马克思·比耳(M．Beer)说的：“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有五分之四受过亨利·乔治学说教育过的。”孙中山先生是赞赏亨利·乔治的学说的。1911年，中山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在介绍亨利·乔治的学说中说道：“他．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上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价税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一税社会主义之一说”。①又说：”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②不仅如此，孙中山先生还将马克思与亨利·乔治相提并论，他指出：“亨氏(指亨利·乔治)与麦氏(指马克思)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属有限，所有者垄断其租税……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理，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盖无疑矣。亨氏之说如是。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 “综二氏之学说，一则土地归于公有，一则资本归于公有。” “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③但中山先生认为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并说：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④……综此而言，孙中山先生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对亨利·乔治的学说全般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尚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如此，中山先生仍不愧是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因为他极力向西方吸收解放思想，又看到西方社会必须从资本主义梏桎下解放出来，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二)中期思想——受达马熙克的影响

　　达马熙克博土(Dr Adosb Darflasela ke)是德国人。德国在十九世纪末，即欧战发生前三四十年，工商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这时，财富大量集中，人口涌入都市，地价暴涨，土地问题因之日趋严重，于是相应地产生了一批急进的土地改革运动思想家。他们对土地私有权实行愈来愈多地限制，企图使土地私有制度逐渐消灭于无形一达马熙克的信徒，，对中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则为单·威廉博士(W．Sehsameis)。他原在德国任达马熙克的秘书。1 885年来华，曾任德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通译，1898年任德国胶州湾租借地行政委员，著有“胶州之管理”一书为之制定“土地行政条例”，他将达氏土改理论在胶州湾大力推行。1924年，单·威廉奉中山先生电召南来广州，任广州市政府的顾问。他曾经亲手起草了土地税原则、登记条例等，这便为后来国民党的土地法奠下始墓。①当时，单·威廉在J“州主张地价税采用高税率，因根据经济理论， “地税贵，地价趋廉，生产趋于发展”。所以，他提出以地方货款平均利率即10甲。为税率。中山先生与廖仲恺则主张轻税。以免阻力过大，赞成1甲。税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对实行“平均地权”所采取的措施，比达氏。单·咸廉的还要和平。

　　(三)晚期思想——向苏联学习

　　中山先生是非常崇拜马克思的，他在著作中多次地推荐他。他曾说：“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②”这样，才产生他，“以俄为师”的崇高思想。所以在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与统一，苏联人民将予以真诚的援助。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同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讨论国是，不幸因患重病，于次年(1925年)3月 1 2月在北京逝世了。

　　三、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体系

　　研究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我们只有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去看，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他提倡“平均地权”的真义。

　　孙中山先生是具有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革命思想家。他继承了中华民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纯朴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他具有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的“天听民视”“民胞物与”的爱民思想，他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他具有中庸之道的观点，主张阶级调和，故临终仍不断呼吁： “和平，奋斗，救中国!”……这些思想浸透在他的全部著作与讲演中。他从中国文化固有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当时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民主．人道等观点，于是形成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由于他是忠诚的民主主义的战士，具有伟大革命襟怀，一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俄国革命的实践，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自然地很容易升华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不幸地是他过早地与世长辞了。

　　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较完整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表述出来。宣言中指出： (一)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由政府进行土地管理及征税事宜；(二)私地由地主报价，国家就价征税，必要时依价收买。 (三)国家当给佃农以土地，资其耕种……这便是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要思想内容，它将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和他自己的“地主自报地价”“耕者有其田”“共未来的产”等思想融合进去，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较系统思想．过去，有不少学者误认“平均地权”是主张土地国有；也有人误认“平均地权”就是“耕者有其田”。这都是错误的。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在国内看到农村的破产萧条、土地荒芜，主张“地尽其利”；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看到都市地价猛涨，少数地主坐享其成，主张“共未来的产”。因受达马熙克影响，先注意城市土地问题，而后注重农村土地问题——提出“耕者有其田”，从而达到：国家控制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人人有平等使用：卜地之权力，并能防止土地滥用、恶用，以达到地尽其利的目的。从上述引证中，完全可以证实中山先生确实是这么一个思想体系。共产党人也承认他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①这也是无庸讳言的。

　　四、“平均地权”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体系，各自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一是《独立评论》派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地少人多，唯一办法是节制人口。他们对“平均地权”兴趣不大。他们认为“国土只大，可以利用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人口压迫已达世界少见的严重”。翁文灏，李四光、吴景超都属于这一观点，马寅初也是如此。他们理论阐述较多，具体实践很少，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经院学派。

　　 二是中国地政学会派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地未尽其力。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是推行土地改革运动，使人人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政府干涉地主对土地的滥用、恶用和垄断。他们忠实地执行中山先生上述的“平均地权”的思想。他们大力介绍西方土地国有理论．提倡“二五减租”，“扶植自耕农”等；主张实行地价税，土地增值税；主张建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大量收买私有土地等。他们成立了“中国地政学会”，从事理论的研究与宣传，成立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从事群众的活动与促进土地改革的实践。其领袖人物为萧铮，他担任了这两个团体的理事长，他写的“平均地权的真谛”，可做为这一派思想的代表作。②其他，如高信、黄通，万国鼎，洪瑞坚诸人或从事土地理论，或从事土地金融，或从事土地测量登记等专门研究，出版有大量“地政丛书”，它可以说是国民党土地改革的正统派。

　　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明令公布了《土地法》，将国民党总纲中原规定的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等四种法令，合而为一，总名称为《土地法》。但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取得的成效甚微。待到台湾以后，迫于形势，1949年实行了二五减租。1951年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到1958年，计放领耕地275305户，承领户达139688户。到1959年，自耕农占有耕地面积达 85．7%。实际上它是解放了地主，即把地主从土地经营中解放出来，把地主束缚在土地上的资金解放出来，投向工商业，这就是促使了台湾经济的腾飞。根据台湾1985年“农业普查初步统计'，现农业人口逐渐减少，由1980年的五十四万口，减少到1985年的四十二万口：耕地面积也在减少，由1980年的七十多万亩，减少到1985年的六十二万多亩；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却大大增加，以重要的曳引机来说，增加了三倍七。农民生活却大大提高，如彩电49．35甲。的农户已有，电冰箱97．8甲。的农户已有，摩托车89．42甲d的农户已有，洗衣机68．6%的农产已有。电话增加最多，74．13甲。的农户有了。……这是由于台湾地方小，日伪产业没收的较多，国民党的整个资金集中台湾，所以收效很大；然而推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其功亦不可没。

　　三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封建的土地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的唯一办法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的观点同共产党人的观点相同，当年苏区的土地运动固然初期存在一些缺点，但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最后，遭到彻底的破坏。长征到陕北后，共产党人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对封建土地关系提出减租减息运动，借以缓和矛盾。但为了教育农民，积蓄革命力量，这一派学者着重揭露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封建地租对农民的严重剥削，农民生活的困穷，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夺造成的悲惨局面等。他们出版有《中国农村》，作为宣传阵地。其代表人物有冯和法，钱俊瑞，孙晓村、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人。他们对揭露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欺骗性，对动员农民认识土地问题的实质，对解放后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的思想教育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解放后，人民政府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总结老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于1950年 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广大的土改运动，以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到1952年9月止， (加上三年前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占全国人口90%以上地区完成了土改工作，三亿农民分别得了约7亿亩土地，每年免去了农民向地主缴纳的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地租，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基础，为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创造了条件，为印度支那(越，老、柬)作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光辉榜样。

　　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自1905年提出来以后，在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在大陆、在台湾，在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令人景仰的。 （作者：魏万，《团结》总第20期）

　　（来源：河北团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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