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阮次山聊天
《环球》杂志记者/章文
10月20日，北京深秋，友谊宾馆。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这位脑门光光、留有一撮小胡子、年近六旬的长者，已经和全球200多位政要“风云对话”过的知名主持人，坐在《环球》杂志记者的对面，开始他对媒体往事、世界局势的回忆与展望。
33年没换过职业
《环球》：阮先生，我看你的简历，发现你从1973年就踏入新闻界了，从此再没离开过。你当初选择新闻职业，是因为什么呢？
阮次山：其实我在念高中时就不但对写作有兴趣，还经常参加一些作文比赛。我父亲、哥哥都是从事新闻职业的，耳濡目染，1973年我考进台湾“政大”新闻系，就在课余时间在一间报馆兼差，从此就踏入了新闻界，再也没换过工作。
《环球》：那时台湾还未开“报禁”，新闻环境不好吧？
阮次山：是啊，当时在台湾做新闻，踩了线是要坐牢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曾再次说“台湾地位未定”。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对这种提法要警惕，因为这有促成“两个中国”的意思。当时大陆和台湾方面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不准讨论的。我写完后就投给一家杂志。
《环球》：它登了吗？
阮次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真登了出来。结果台湾“警总”有人就找到学校来。幸亏我那时帮学校作了不少事，编校刊啊什么的。我们政治系有几个老师是国民党高官，他们就把我保了下来，说学生嘛，给他个记过处分算啦。结果因为这个记过，我那年就没有获得台湾的“杰出青年”称号（笑）。
《环球》：然后你就去了美国？
阮次山：毕业后工作了两年，我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糕，动不动就可能“踩线”。于是就下定决心离开台湾，去美国念书。
《环球》：从1976年离开台湾去美国到1998年又回到台湾，我看你是几次往返美国与台湾之间。
阮次山：去美国不久后，台湾《联合报》在美国创了一份《世界日报》，我就在那兼职，边读书边工作。中间因为我太太生病，回到台湾。后来查出是庸医误诊，虚惊一场，又回到美国。1998年台湾的《China News》办不下去了，它老板几次找我回去救场。这是一份英文报纸，是我们当年读书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于是我又回到台湾，把它救活后，老板却把它卖给了一个“台独”分子。我决定不干，就离开了。
风云对话
《环球》：到香港，是因为凤凰卫视的邀请？
阮次山：不是的。我2000年4月初到香港，中旬曹景行就来找我，请我兼职做“时事开讲”栏目评论员，一个礼拜一两次，最多三次。年底凤凰卫视资讯台成立，刘老板（刘长乐）就邀我正式过去。开始作《新闻今日谈》，对着墙壁讲话，因为没有落地啊，没有观众。讲了半年多，资讯台才落地。
《环球》：除了评论外，你还主持凤凰的“风云对话”栏目，五年来，你访问过多少世界政要？
阮次山：大概有260多人次吧，有的访过几次。我经常和我的年轻同事讲，和这些风云人物对话，就像在练“吸功大法”，练着练着，你自己的境界也就高了。
《环球》：这些人当中，有哪些给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阮次山：其实，每次采访都难以忘记。11月3号我要去采访参加东盟会议的老挝总理本南，3年前我就采访过他，这个人很有意思。那次采访，他很谨慎，要求每个问题照商议过的提纲来问。我想，如果那样，采访不就完蛋了吗？
我第一个问题是：总理阁下，请问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印象？其实，我早知道他是1985年来的中国，去的是我的家乡海南。
他就拿起预先准备好的提纲来念：第一次来中国是1985年，去的海南。他头刚抬起来，我就马上说：太好了，海南是我的家乡，您第一次来中国就到我的家乡，我感到很荣幸，请问您对我的家乡有什么印象？
呵，这个问题提纲里没有啊。可是再不怎么的，他也是一国总理啊，他只是小心而已。结果他抬起头来开始讲，就再也没看过那预先准备好的提纲了。访完送走他后，他叫一个女秘书过来跟我讲，这是他这辈子最好、最愉快的一次采访了。
《环球》：还有谁令你印象深刻呢？
阮次山：普京也是。
《环球》：普京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雄心万丈的政治家。
阮次山：哦，不，那是他的政治形象。我采访他时，他不看你的，偶尔回过头来。他会英文，但他不用英文回答你。要透过翻译思考。我记得我问他中俄油气管道问题，我一问完，他马上回答。可见他早有准备。后来我想问个轻松的问题，一语双关：听说你的女儿在中国学中文，你是不是有意让俄罗斯年轻一代，“closely watching China?”。“watching China”可以译为监视中国，也可以说是观察中国。采访完后我们一起照相，他推推我说“your last question is very tricky”（你最后的这个问题很狡猾）。
《环球》：我看过你专访伊朗总统内贾德，似乎有点平淡。
阮次山：我是第一个专访他的。后来最有名的华莱士也访问过他。我比较后和同事讲，我们不要崇洋媚外啊，我觉得华莱士的访问比我还烂。他把内贾德弄火了，内贾德站起来说，我祈祷的时间到了，不谈了。
《环球》：华莱士的风格一直是那样，咄咄逼人。
阮次山：是的。他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觉得，我美国，我老大；其次，他在美国（新闻界）是老大，现在80多岁了，纵横天下，见官高三级。当年他访问江泽民先生，就一直眼睛盯着江泽民先生，整场下来几乎没有笑过。
《环球》：我听说，你也采访过江泽民先生？
阮次山：不是采访，是私人聊天。那是在1992年，由人民日报牵线，我和他聊过4个小时。江泽民先生记忆力惊人。那天我太太也去了，他还根据我太太的名字作了一幅对联。当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的那个社长在一旁老跟我眨眼，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完后，他和我说，阮先生你真傻，当场请他写下来啊，那是墨宝啊。
我是美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环球》：我看你的简历，发现你的籍贯是海南，出生地在广西，后来你又在台湾长大，再后来你又去美国。现在你来香港，还经常过大陆来。你这辈子一直在不停地迁徙。在这些地方中，你曾说过你最喜欢美国，为什么？
阮次山：美国是我年轻力壮时读书、工作的地方，我深入地了解美国社会、媒体的运作情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只有了解美国，才能了解国际局势，才能知道怎么去学习和批评它。我也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国，将会怎样？
《环球》：你这样的一个角度似乎很亲美？
阮次山:不要这样看。我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了解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威胁。但现在，严格来讲，除了极右派冷战化石遗老外，如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人，你去问问50岁以下的美国学者，中国还是不是威胁。PEW（美国知名民意调查机构）作调查，结果70%以上的美国民众不认为中国是威胁。我们中国现在将近有一万亿的美金外汇储备，把1/3的外汇换成欧元，美元就要贬值3毛。中美经济现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环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提到中国时，你总是说“我们中国”，提到美国时，你只是说“美国”。可是我了解到，你20年前就入了美国国籍。
阮次山：有很多人问我，你拿的是美国护照，是美国公民，你还谈什么爱国（中国）呢？我的老祖宗是中国，我当然要说“我们中国”。我曾经问过美国纽约前市长爱德华，你是犹太人，在必要时，你会效忠谁？他回答，“我是美国人，当然要效忠美国，可是如果美国和犹太人打仗，我会效忠犹太人。可是有这种可能吗？”
《环球》：你举这个例子，是不是说明你内心不希望中美起冲突的？
阮次山：是的。如果你要逼我到墙角，说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那我当然是中国人，还能是美国人吗？！(摄影／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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