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tuzhikang

　　摘要：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说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但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古今中外的史说、史论歧义纷乘。若将此段史实放到当时当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可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不是决策大失误，而且是历史大功绩；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失误所能造成；3，导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是——悬殊的正反力量对比；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让位于袁世凯是孙中山的历史大功绩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请看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袁世凯身为清庭鹰犬，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在此情势之下，假如孙中山硬着头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坚守临时大总统职位，维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击石暂延时日，必遭袁军弹压，不仅可能导致革命政权崩溃坍塌、革命阵营土崩瓦解的不良后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长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结局。正是伟哉孙中山，站在国情大势之高度，从民主革命之大局出发，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的姿态，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怀辞让大总统职位，先迫使袁签下谈判之约，实践逼清帝退位，继之又迫使袁在议会公开接受《临时约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个“让位于袁”换取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进无退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继续革命保存了革命党的有生力量，而且为民主共和思潮广泛深入民心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孙中山审时度势为民主革命继续发展作出的一大正确决策和历史贡献。其让位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虽然篡权窃国野心得逞，一朝权势倾国，不仅实施假共和真独裁，甚至明目张胆地策划登基称帝，然而，随着其反革命复辟面目的大暴露，孙中山借机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二次革命，全国各地讨袁呼声汹涌澎湃，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宣布“废除帝制”一命鸣呼了；这便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之决策正确和成功的历史明证。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