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书法中最重要的是经典，对于经典而言，考证尤为重要。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帖，大多处于悬疑未决中，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今年7月，书法家、书画鉴定家穆棣倾尽十几年的学问，出版了《名帖考》。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他引用美籍华裔警察局长李昌钰的话：“人死不能言，现场最重要的就是实证，要凭证据说话。”

　　穆棣在2004年台北召开的“怀素《自叙帖》与唐代草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自叙帖＞墨迹疑案辨析———与启功先生商榷》一文，证明了《自叙帖》的真迹身份，推倒了启功的“有苏跋才是苏本”的结论。《自叙帖》上虽无苏跋，但众多的苏家鉴藏印记无可辩驳，十四条接缝上的鉴藏印五六种，“武功之记”、“许国后裔”等均是真印，卷后杜衍的题跋无论年代、身份、所题内涵，确为苏舜钦子辈之作。

　　“爬梳历史一定要谨慎。古人已不能说话，文字是凝固的历史，绝不能过度怀疑。要靠资料的推理、互证。而论据中的引导和考证又不是猜谜语那般的随意。”穆棣说。《名帖考》中列举出七八个名帖考证个案，五个评者以为已基本结案，其中包括《乾隆三希》中的“两希”《伯远帖》、《快雪时晴帖》等。“可以评《伯远帖》是生动的，但生动只是属于审美范畴，鉴定则属真伪范畴，只有鉴定了真伪，才有审美之说。”

　　《出师颂》真伪之辨的媒体介入让此事一度广为流传，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回购国宝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纠葛主要存在于卷中所谓“宋高宗御笔”的“晋墨”引首的形式乃赝鼎；虽称“流传有序”，而著录从明末开始才提及，基于此，印章也未必是真；明末出过不止一本《出师颂》；米友仁的题字“漏锋太多”等几个问题上。

　　穆棣认为，有人以到明末才有的五爪龙纹为据，到清晚期才有人在著录中提到“晋墨”二字为由，认为“晋墨”引首乃明人的拼配，实则作伪、拼配在清顺治十五年到乾隆七年之间。《出师颂》为真迹，有元朝的皇家收藏为证。元代的皇家鉴定家收藏过《出师颂》，后隔水上的接缝处有“刘宗守”的印章，传世的著录上也对此有记录。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中就有刘的题跋。

　　穆棣目前的工作以考鉴为主，即根据印章，法本的文本、著录、题跋等来考订古代书法，他自己擅长书法，而其逻辑严谨的思维，得益于他中学时代对于数学推理的爱好，对一些古代的数据进行计算和统计，在此基础上推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宋代的装裱样式宋徽宗的宣和装（宣和书画装裱式）与宋高宗的绍兴装（绍兴书画装裱式）的研究，以此为突破口，从装裱方式上得到最直接最确凿的内证，因为名帖无一不遭到裁割、拼装、改头换面的再裱装。“皇家收藏一般都统一装裱，切除陈迹，所以导致中国书法鉴定之复杂。绍兴和议之后，高宗帝位稳固，对远在北国的徽宗动了恻隐之心，不再切除徽宗收藏的陈迹。”要获得一手的内证，就得抓住几方故印、残印，抓住宣和装绍兴装，穿透历史的迷障，还其本来面目。“在印章的蛛丝马迹中鉴定出书画诞生的真实年份，让凝固的证据变成活的证据。”穆棣说。

　　穆棣，无锡人，1947年生，出身书香门第，幼年时受母亲启蒙，临池学书。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沧浪书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任职于无锡市书画院。主要论文发表于《文物》、《中国书法》、《书法》、《兰亭论集》、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