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多年前，就认识启基了，后因工作走向不同，又疏远了联系。四年前，一个极其偶然的意外———同时搬迁到一个住宅小区，又恢复了联系。因近距离接触多了，我们甚至发展成为了朋友和合作伙伴———启基先后成为我的两本文学著作的主要摄影者。因为这种关系，我对启基的认识与了解，也由浅入深，直至深入到他的理念世界。

　　启基在贵州，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和摄影家，但没想到的是，他竟写起文学作品来了。今年2月中旬，启基说他正在写一本纪实性的散文，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3个月后，当启基真的把他那本《我的石阡》书稿拿给我看时，才在心里震动了一下。看完书稿后，我才豁然明白，启基不仅是在写对故乡的回忆以及故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而且也在写他的命运、他的历史、他的追求。

　　启基从小就失去父母，生活与生命历尽了艰辛。他是在与同时代人相对悬殊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受、体验了“悬殊”带给他心灵的创伤。而与许多在逆境中生存、生活的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甘心于被“悬殊”现实挤压下去的人，他要与命运博弈，努力缩小乃至“摆平”甚至颠倒与别人的“悬殊”。历经二十年三十年努力后，他终于崛立起来，成为了一个知名画家、摄影家。他走进了文化艺术的殿堂，并成为这个殿堂中的一名佼佼者。2005年上半年的启基，应该说是很风光了，不仅上报、上书成为贵州文化界名人，而且电视也把他作为有成就的艺术家推荐给了观众。在常人看来，近60岁的启基，应该是踌躇满志了，但他给我的感觉，并没有飘飘然，也没有歇下来。他的精神和生命依然充满了进取的张力。他在追求一个潜伏在内心深处的目标———活出生命尊严。这个目标，是他生命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是他所经历的命运为他确立的。

　　在《我的石阡》里，在那些启基经历的沧桑、坎坷与苦难里，我知道启基已经用眼泪、思想和精神意志构建了这个目标。当这个目标日渐清晰，日益走近时，他对故乡石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倾注了深挚的感情记忆。他没有忘记故乡的石城、北塔、龙川河，没有忘记故乡的碾坊、纤夫与渡船，没有忘记故乡饥荒的岁月、最后的老人和有阳光的日子……

　　当启基回望在故乡那段刻骨铭心的历程时，他是稍感欣慰的———他终于走了出来，而且走得比较灿烂。但冷静下来，又觉得离目标还有距离，还要继续走下去。与所有优秀人物一样，他的生命也在路上。于是，在写《我的石阡》的同时，他与我四次走近了黔西北最边远的贫困地区———乌蒙山区，去实现一个多年蕴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夙愿。

　　如此风尘仆仆地行走，如此风尘仆仆地创作，已成为启基的生命形式。

　　文如其人。启其的文字，质朴、淡雅、清纯，如同行云流水，流动得极其自然、生动、亲切，让人有一种走进其环境走进其氛围走进其现场的感觉。只要阅读者产生这种感觉，就可以说，《我的石阡》有收获了。启基不是从事专业文学写作的，能把文字写到这个份上这个水准，已经是很难得，很令人钦佩了。

　　我是一个不敢追求“多元化”的人，对于启基转而从事写作，开始我很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连鱼连熊掌都要收进囊中呢？直到与启基零距离、接触交流后，才知道《我的石阡》和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追求生命尊严，才渐渐理解了他。我知道启基无论早晚无论如何都会写这本书。这本书是他对生命过程的记录，是他对故乡的深情眷念，是他走向生命尊严的必然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红女士(沈从文孙女)四次赴石门考察后，与帮助过她的石门乡政府秘书张国辉合影了一张照片以志纪念，我在这张照片的下端写了两行字：“好人与好人，自然会因共同的感觉走到一起。能自然走到一起的人，总是有共同语言，有心灵呼唤的。”

　　不敢说我与启基就绝对是好人，但我们对生命尊严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至少是有共识的。

　　因为一些共同的感觉，我与启基走近了。因为走近了，对启基了解深了，才欣然为他和他的石阡写下了这些文字。这些文字，算是对启基成功出版《我的石阡》的感动。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启基又向生命目标———生命尊严———走近了一步。

　　作者：王大卫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