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一个小小的手术后，左腿骨折的妻子面临截肢，但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称“不构成医疗事故”。今年9月7日，忠县人民法院终于下达了对此案的判决书：“忠县中医院在对王朝珍的诊治过程中存在着医疗过失，须赔偿王朝珍69845．99元”，看着这张等了8年的判决书，周泽桂夫妇禁不住抱头痛哭，毕竟8年辛苦没有白费，终于讨回了公道。（11月14日《重庆晚报》）

　　农民周泽桂怎样打赢了这场官司？原来，为了这场官司，周泽桂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够格的“专家”。一是成为医药方面的专家。8年来，贫穷的他上百次到重庆和周边区县的书店悄悄抄医书，记笔记近10万字。仅有初中文化的他还自己写出一份“医疗事故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让司法部的医学专家称奇，不相信这出自一个农民之手。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法律专家”。农民变成专家，这样的典型够感动人的。但是，面对这样的典型，我们没有任何喜悦，只有深深的悲哀。第一，他变成专家不是自己喜欢学习医学和法律，而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这是他本人的悲剧。第二，他变成专家是社会的悲哀。我们可以想象，能成为专家的公民毕竟是少数，那么其他“沉默的大多数”公民的权益又怎么得到保护呢？

　　然而，把公民逼成专家的事，正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上演着。例如，政府部门经常提醒消费者怎样识别注水的肉，哪是敌敌畏浸制的火腿。劳动部门也提醒打工者，注意签订合同，认真学习《劳动法》，为自己维权等等。甚至因为长久地拖欠工资，竟培养出了一批专门帮民工讨要工资的“讨薪专家”。这真是奇怪极了。政府监管市场，却把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任踢给老百姓；政府不去监管企业老板执行《劳动法》，却动员工人学法。这其实正是法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