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论港湾的倒下，李一男的回归直接打破了我们的出走情结。

　　李一男回归华为，赞者有之，叹者有之。但无论李一男，还是我们，都明白，李一男早已不是那个出走时的李一男，而华为也不再是他出走时的那个华为。

　　少了六年的休戚与共，尤其是一个企业成长最迅速的六年的共同经历，李一男难免会被或刻意或客观地冷落，这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改变。

　　而我们之所以对李一男的回归如此感喟，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李一男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创业梦想。通信业虽然同样变幻迅速，但是与互联网业或者IT业不同，通信行业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资本而不是创新激情所主导。港湾的倒下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风险投资的背叛，还是华为的收购，资本都在主导着背后的游戏规则。

　　在通信业中，新企业的出现普遍遵循的是一种“脱落”机制，而不是充满英雄主义的创业。朗讯从AT&T脱落，安捷伦从惠普脱落，乃至中移动从中电信脱落。任正非原本希望港湾也成为一次成功的脱落，谁知一不小心，脱落变成了创业，港湾也站到了华为的对立面上。

　　而作为通信业普通一员的我们，一生中大多会经历从一个通信企业，到另一个通信企业的位置转移，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成从打工者向企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

　　也因此，李一男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成长，出走创业，虽然失败，但他的经历有一种超越凡俗的意味。李一男“贵”为华为副总裁的身份，但并未成为我们将自己的情感带入其经历的阻碍。

　　因此，如果说港湾的倒下只是一个悲剧的话，李一男的回归则直接打破了我们的出走情结。这根本无关李一男的回归动机和华为对待李一男回归的态度，而只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情感，关系到我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雄心。

　　事实上，李一男的回归也为通信业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这个时代并不是以某个数字或产业的突然整合为标志，而是以人心为标准：一个人人雄心勃勃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一个似乎更中庸的生存时代来临了。

　　中庸在这里并不含有任何贬意，它虽然意味着我们对现实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如果这种妥协和让步能够带来一种更现实的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那么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整个产业都将从中受益。

　　出走情结所能见证的，只是通信业曾经的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