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许多研究机构 重点关注当代问题
俄罗斯兴起研究中国热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 马 剑 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常 喆
11月9日晚，在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的激扬乐声中，中国“俄罗斯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缓缓落下帷幕。明年，俄罗斯将迎来“中国年”。中俄关系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除了原来的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还出现了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机构。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远东研究所等多家研究中国的机构，并采访了几位中国通。 这次的调查让记者感到，中国学正在俄罗斯兴起，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密切跟踪中国的发展
“我刚刚拿到胡锦涛主席最近的讲话稿，最近一段时间我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这个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波尔加科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研究课题有：“中国领导人政治方针的基本特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合作的几个视角”等。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准备出版一本题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书，详细分析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各项方针政策。波尔加科夫曾先后以外交官、学者等身份在中国工作了10多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
波尔加科夫大都是直接阅读中文材料。他经常浏览人民网等中国媒体的网站，或者查阅所里的中文报纸杂志。远东所有关中国的图书和资料极为丰富，图书馆拥有30万册有关中国的图书，几十年来仅远东所专家自己撰写的专著就有上千部。目前，远东所订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10多种中国报纸和120多种中国杂志，还订阅了美、日、英、法等国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远东所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等十几家中国学术单位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在他阅读的材料中80%是中文的，与此同时，他还参考一部分西方的分析。他说，毕竟中国和外国专家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角度不同，因此两相对照可以使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但同时他也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过于尖刻，因此他还是主要参考中文的材料。
波尔加科夫告诉记者，他们的课题有时候是所里指定的，有时候是“上面”下的任务，但更多是他们根据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自定的选题。波尔加科夫向记者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部作品《俄中2050》。这本书主要是分析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俄中应该加强合作。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本书已经由远东所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了。据记者了解，远东所所出版的各种关于中国问题的刊物中，除了出版《远东问题》（俄英两个版本）双月刊和《中国学》季刊外，每年还出版《中国年鉴》—后者有些类似西方研究机构的年度报告。这些公开出版物自然会影响俄罗斯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远东所更多的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远东所经常会接受政府下达的任务进行专题研究，其专家一直是前总统叶利钦顾问班子以及现任总统普京的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远东所还定期向总统办公厅和联邦安全委员会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报告。远东所的专家们告诉记者，这些报告有时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多的是对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目前，在俄罗斯的不少大学中都有研究中国的中心，真正能够达到一定规模的还要算成立于2004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东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主任亚历山大·卢金曾经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多年。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该中心主要研究中国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目前的研究方向有：“中国在俄罗斯外交重点中的中长期前景”、“如何协调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台湾海峡近5—7年有可能发生的形势以及俄罗斯的相关利益”、“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东北亚安全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从工作机制启动到新的地缘现实”、“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以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选择：吸引外国移民还是海外的俄罗斯人”、“东亚国家支持其海外民众的经验”等。
卢金表示，由于文化间的差异，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水平有待提高，只有不断加强接触才能使两国人民之间更好地了解对方。卢金告诉记者，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国家，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却只排到第5位。其实，并不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不友好，而是因为俄罗斯人不了解中国，俄罗斯各界了解中国的专家人数非常有限。卢金说：“通过互办国家年，两国人民能够不断加深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俄罗斯的中国学已经达到鼎盛时期
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通、科学院院士米亚什尼科夫说，目前的中俄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中国学正面临着历史赋予的重大契机。特别是明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将会给俄罗斯中国通们带来更多的研究课题和机会。
俄科学院院士、俄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的机构只有12家，如今则超过了50家。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俄罗斯就出现了30多个新的研究中国的组织和机构。沙俄时期俄罗斯的中国学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喀山和莫斯科等地，苏联时期中国学的研究扩展到了28个城市。受苏联解体的冲击，中国学的研究队伍一度缩减，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好转，中国学的地理覆盖面开始重新攀升。随着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不断增多，很多中国通现在经常就中国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有了很多亮相的机会。
俄近期的中国学研究可说是硕果累累，达到了鼎盛时期。与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中国学相比，当代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更为宽泛。过去，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以人文学科为主，而史学和哲学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宽，除历史研究外，俄国的中国通们现在更关注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经济问题、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等，同时，还加大了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统计表明，有关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比例已达52.6%。而在俄罗斯早期的中国学研究中，研究古代中国的成果一直占多数。在所有研究方向中，经济问题的地位不断提升。俄罗斯中国通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成果几乎涉及到了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涵盖了中国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就连中国刚刚兴起的“三农”问题研究，俄罗斯中国通也已经涉足。
俄罗斯学者古多尼科夫和斯捷潘诺娃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在俄罗斯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进步，引起了俄罗斯中国通对中国问题研究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二是汉语学习大为普及。以往汉语学习只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城市和远东地区，而如今发展到了全国一大批城市的外国语学院、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院，设有汉语教学的中学也增加了不少。这促使有关中国问题的读物、参考书和教科书大量出版。此外，各地还举办了不少汉语学习班。三是对现代中国人观念变化的兴趣更为浓厚。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通认为，这是中国取得现有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中国通对华态度分成三派
波尔加科夫也向记者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学术研究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需要政府或者有关方面的资金援助。但是现在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企业又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投入很少很少，造成目前远东所中国问题专家年龄结构明显老化，平均年龄接近60岁，年轻人很少。目前所里的研究生最终留下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恐怕只有两三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研究所工资偏低，年轻人更喜欢到公司或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外交部工作。季塔连科也曾指出，俄中国通已经出现了断层和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已经成为制约俄罗斯中国学发展的一个潜在威胁。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形容俄罗斯的中国通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因为“君子”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为谋求利益而工作的人。
波尔加科夫还告诉记者，现在俄罗斯涌现出一批各式各样的“研究中心”等智库在搞中国问题研究，有些专家连汉语都不懂，很多干脆就抄袭西方的分析，根本就没法把中国的情况客观介绍给俄罗斯有关方面。新生的俄罗斯在学术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初曾有一股西化和西向、彻底否定历史的潮流，中国通和中国学也未能幸免这股势力的波及。
中国通的整体影响目前仍较为有限。季塔连科今年1月在访问黑龙江省社科院时曾指出，有些俄罗斯媒体传播“中国威胁论”，遇到这种情况，俄罗斯的许多中国通都会站出来反驳。俄罗斯的中国通虽然都是知华派，但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他们基于各自的判断也形成了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亲华，主张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应将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二种是务实派，认为中国有能力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对俄的影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负面的，处理对华关系必须务实。第三种是悲观派，认为中国是俄潜在的对手。总的看来，俄罗斯中国通大都认为其职业和工作“很伟大”、“很重要”、“很有发展前途”，用季塔连科的话讲，俄中国通都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命运。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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