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共同的孙中山

　　孙中山，这位获得国共两党认同的政治人物，也是两岸特殊的历史纽带。他的政治影响力，正在两岸逐步彰显

　　孙中山影响两岸政治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司马获稻

　　孙中山在海峡两岸的影响力，非但未随时光的流逝而式微，更成为今天反独促统的精神象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海峡的这边，尊他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海峡的那边，在尊他为“国父”的同时，竟也有人称他是“外国人”。历史走过140个春秋，孙中山在海峡两岸的影响力，非但未随时光的流逝而式微，更成为今天反独促统的精神象征。

　　两岸纪念活动冷热迥异

　　11月12日，大陆高规格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及其精神遗产，认为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创立中国同盟会，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后，他“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

　　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首次出现了台湾党派代表的身影。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等人应邀与会。胡锦涛和出席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会前还同孙中山亲属及包括台湾政党代表在内的海外来宾合影留念。

　　参加纪念大会的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表示，中国大陆非常重视这次纪念活动，第一次邀请台湾各党派参加。他说，胡锦涛整篇讲话围绕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主轴，肯定孙中山的理想和三民主义，有助于争取海内外华人的认同。

　　然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当局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的事情上，却上演了出尔反尔的丑剧。11月8日，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刘世芳表示，当局本拟举行孙中山诞辰典礼暨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大会，但因“在野党”扬言将动员到场抗议，为防止10月10日“天下围攻”时泛蓝“立委”呛扁行为重演，“损害形象”，经审慎评估后决定择期再办。

　　对于台当局紧急叫停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泛蓝阵营重炮猛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锦隆表示，陈水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资格主持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亲民党发言人李鸿钧也说：“大家看到整个国际媒体针对阿扁的贪污、吴淑珍被起诉事件，大肆报道。是谁破坏台湾形象，真正丢脸的是现在的‘执政党’跟现在的领导者陈水扁。”

　　此前，国民党“立委”卢秀燕11月7日质问“行政院长”苏贞昌：“您觉得由陈水扁来主持这个中华文化复兴礼义廉耻大会适合吗？我们一些委员说，礼拜五我们就要穿着礼义廉耻的衣服，去向陈水扁讨教礼义廉耻。”

　　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纽带

　　时至今日，孙中山始终是全体中国人无可争议的共同精神纽带。各方都高举孙中山的旗帜，视自己为这位革命先驱的继承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孙中山诞辰逢十周年纪念日，北京和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出席并讲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也从未中断。每逢“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均会树立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先驱”“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在各个年代里，大陆领导人都给予孙中山极高的赞誉。

　　北京在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时，也都会提到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周恩来即号召“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1986年120周年诞辰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说，希望台湾能派出有代表性的人士，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点同大陆进行接触，就双方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1996年130周年诞辰时，江泽民援引孙中山的话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今年的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再度引述孙中山的这句话以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

　　而在台湾，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后，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歌曲到处都有“国父”的影子，学校、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树立着孙中山的铜像。国民党支持的各个三民主义研究团体与学校社团遍及全岛。在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三民主义与中文、数学、英文等学科并列为主科。

　　尽管从蒋经国后期开始，台湾一些民众及学者开始批判国民党塑造出来的“国父”的绝对神圣及绝对威权，并转而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这位革命先驱。但是，学界主流仍然认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贡献无可争议，他在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无可替代。

　　新形势下的统独风向标

　　在当前两岸形势和反独促统事业中，孙中山先生“统一中国”的理念仍然发挥着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待孙中山的态度，成为岛内统、独之争的风向标。

　　2005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时，先后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谒。作为56年来首位拜谒中山陵的国民党主席，连战特别要求访问团所有团员必须身穿深色西装、套装，禁止穿休闲鞋或是太过轻佻、随意的衣服或鞋子。拜谒结束后，连战还在孙中山所书“博爱”的牌坊下发表演讲，指出“孙中山是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国族先辈、革命先行者，后人应追随他的脚步，才能让中华民族有前途、有出息”。

　　宋楚瑜在拜谒完中山陵后也说，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他和亲民党能够在中山陵前致以最崇高敬意，完成了内心很大的夙愿。宋楚瑜表示，中山先生心心念念所想的，就是希望中国人不要像一盘散沙，华夏一统尚未完成，两岸的兄弟们要加油。

　　据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办公室介绍，每年有数十万台胞来中山陵瞻仰和参观，足以证明岛内民众对孙中山仍旧推崇备至。

　　但是，也有少数“台独”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公开诋毁孙中山。2004年，民进党前主席、现任“考试院院长”姚嘉文公开大放厥词称：“国父是谁？孙中山是外国人，称他国父只是尊敬而已。”此言一出，引起岛内轩然大波，讨伐声浪不绝于耳，以至“国父事件”的幕后黑手陈水扁最终也不得不站在孙中山遗像前，用闽南语辩白：“孙中山先生就是国父。”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对于历史发展的论断，百年之后仍然振聋发聩。统一是两岸大势所趋。

　　文化符号扎根两岸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张晓亮

　　也许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孙中山，但这位伟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于今天两岸的中国人而言，除了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天涯共此时”外，还有一天对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殊意义，那就是3月12日，植树节。每年的这一天，大陆和台湾的政要及普通民众通常都会走出家门，参加由机关、团体或学校组织的植树活动。

　　植树节是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设立的。在他逝世3年之后，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完成了北伐，随即将植树节由原来的清明提前到孙中山先生的忌辰。此后，3月12日就成了两岸人民共同纪念的日子。

　　孙中山，在他辞世81周年、也是诞辰140周年后的今天，依然作为文化的符号渗透于两岸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中山公园”遍布全球

　　“真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中山公园！”6月13日，望着演出舞台两侧各地中山公园密密麻麻的祝贺条幅，几乎每天都到沈阳中山公园晨炼的李大妈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如是表达着她的惊讶。这一天是沈阳中山公园建园80周年庆典，30家各地中山公园欢聚一堂为它庆贺“生日”。其实，早在2002年，在武汉中山公园的倡议下它们还成立了“中山公园联谊会”。

　　海峡的另一端，从台中车站前面向右步行约10分钟，在自由路二段与公园路中间的闹市中心，始建于1903年的台中中山公园就出现在眼前。园内苍松翠柏，古林参天，林荫幽深，“颇有一片山林之势”。同样的名字，相似的园林格局，还出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新竹等地，在这些地方，中山公园都作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被隆重推介。

　　为纪念同一个伟人而命名几十家公园甚至因此成立一个团体，中山公园的际遇在全世界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共有43家中山公园，其中大陆30家，台湾10家，另外3家分布在澳门、日本和加拿大。这些公园虽然位置相隔遥远，却因为同一个名字共享着无尽的情思和追忆。

　　早在1893年，孙中山起草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中国欲强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在他百年之后，中国人正以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他曾经的理想，这些现在多数是供人们休闲旅游的公园，也让这位伟人续享着全体中国人的爱戴和景仰。

　　中山路历经岁月沧桑

　　世界上第一条“中山路”出现在南京。

　　1929年春，为了迎接中山先生的灵榇，归葬南京紫金山南麓，当时刚刚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计划整修一条柏油马路——“迎榇大道”，这条大道后来更名为中山路。

　　此后，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中山路，开始遍及神州大小城市，相比中山公园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到海南琼山，从新疆乌鲁木齐到台湾省的台北、基隆，这些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马路，一如当年孙中山的足迹，在中华大地默默经历着岁月的磨洗。

　　“当年无论是年节国庆，还是游行、‘文革’时造反等政治运动，每一次都离不开中山路。”51岁的高建成曾这样告诉记者，在那些日子里，中山路曾是一代青岛市民的“心理坐标”。

　　“文革”之后，大陆学界对孙中山的各种研究也渐渐复苏，而这位伟人在台湾的处境却在蒋经国去世后被边缘化。2006年启用的新教科书中，孙中山更是被一些“台独”分子描绘成“外国人”。

　　这股刻意制造族群分裂的势力也一度波及中山路。2004年9月，台联党“立委”黄适卓就曾公开宣称，“‘正名’从街道开始成效会更好”，叫嚣“将中山路全面拆除、改名”。但台北民众这样说道：“那里有我童年的回忆啊，那是谁也改不掉的。”

　　中山装或成文化遗产

　　191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参照日本陆军士官服，设计了一套直翻领、四贴袋服装，这种被称为“中山装”的服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政府官员的正式礼服。毛泽东主席就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一些人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

　　如今，官员的正式着装虽然已经被西装所取代，但大陆领导人在个别场合下，比如到革命老区视察参观时，还会经常穿中山装。今年5月3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在东京出席“2006清凉亚洲”时装发布会时，以一身白色布料的名牌中山装走上T型台，赢得现场的阵阵好评。

　　而在台湾，男性公务员也一度盛行穿中山装。著名歌手费玉清更是曾被誉为“中山装王子”。

　　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孙中山后人孙国雄、孙必成、孙必胜、孙必兴、孙必达、孙必立等人统一穿着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亮相，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

　　一个月前，广东中山市一家具有70多年研究生产中山装经验的生产商计划联合各方力量，将中山装申报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山装已与中山公园等一样，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教育思想“连线”海峡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刘辉

　　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作为传承孙中山教育思想的载体，一文一武，跨越海峡，成为两岸融合的又一条纽带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孙中山不但是两岸共同推崇的伟大民主革命家和先行者，而且也是世界教育名人。而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作为传承孙中山教育思想的载体，一文一武，跨越海峡，成为两岸融合的又一条纽带。

　　黄埔军校：四海一心

　　11月12日，从广州黄埔到台湾凤山，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两岸黄埔师生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在中华大地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而此时，距黄埔军校成立也已过了82年。

　　黄埔军校坐落在距离广州市区约15公里的长洲岛上。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兵变，炮击总统府和粤秀楼。失望之余，孙中山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失败教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他觉得只有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才能促成中国革命的胜利。1923年8月，历史上著名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为建立军校作准备。代表团中有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代表张太雷。

　　陈炯明兵变两周年纪念日，黄埔军校成立。孙中山在一个多小时的开学典礼演说中，道出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创造革命军，求挽救中国的危亡”。

　　黄埔军校在短期内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各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在黄埔第一期录取生中，共产党员约有五六十人。后来随着局势变化，黄埔军校本部于1927年迁往南京，抗战时因南京沦陷再迁成都。

　　时至今日，全国各省、市多设有黄埔同学会分会。台湾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于1991年，是台湾黄埔校友成立的民间组织。多年来，他们每年都要赴大陆与北京的黄埔同学会进行交流，联络感情。双方1996年在台北举办黄埔校友政论座谈会，就两岸问题达成共识：反“台独”，反分裂，促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黄埔校歌中有一句——“无论是在哪里, 大家都一条心。你看你看四海，都有中国人！”2004年黄埔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黄埔十二期毕业生、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代表黄埔校友发表讲话说，“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或以‘修宪’之名行‘制宪’之实，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在黄埔校友心中，中国只有一个。

　　中山大学：蔚为国光

　　1924年的头两个月里，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下令创办黄埔军校；第二道是要求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第三道命令与第二道一同下达——“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为纪念伟人，国民政府下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易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是中山大学把国共两党第一次正式连接在一起。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就是在中山大学前身——广东师范大学的大礼堂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两党实现重组，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开始并肩战斗。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中山大学作为思想的前沿阵地，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同样，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网站上也明确表示，其前身正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国立广东大学，与大陆的中山大学同宗同源。不过，它并不像黄埔军校一样，部分从大陆迁来，而是国民党政府于1979年核定、第二年7月正式建成于高雄的西子湾。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相互之间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起来，两岸中山大学也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1997年，第一届两岸中山大学文学研讨会在大陆中山大学召开，此后双方的交流形成了一种机制，每年一届轮流在两岸举行。

　　重温孙中山的“统一语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于中国的统一，孙中山生前在历次演说中曾数次提及。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增多，和平与和解正越来越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追求。但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沉渣泛起，也让我们不能不时刻对此保持足够的警醒。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重温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言论，或许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提倡中国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民国初年南北对峙之势，鼓吹分割中国，甚至公然提出“南北分治”的分裂中国主张，并以此作为对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对此表示，鼓吹中国分裂的言论是“卑劣之言”，制造中国分裂的人是“中国之仇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1922年8月，孙中山在发表的《统一宣言》中，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孙中山认为，前者是文治感化，即靠宣传赢得民心来谋求统一，后者是用兵力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而由于“世事变化不定”，统一办法“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

　　“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912年5月，孙中山对赴台湾组织光复起义的同盟会员罗福星如是说。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记者时对统一问题的论述。

　　“日本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归还中国。”——1925年2月11日，重病中的孙中山仍惦记着台湾。 （晓德/整理）

　　求解历史奇局的先驱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朴之

　　在孙中山的努力和所处环境的张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味“和平、奋斗、救中国”，进一步理解“‘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140年前，左宗棠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受任钦差大臣对捻军开战，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硝化甘油炸药，普奥战争爆发并结束于布拉格条约，第一国际则是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今天，只能从以上史料中看见140年前平静的翠亨村和不平静的天下，但这种平静和不平静，都为反观历史提供了心绪和眼光，使我们可以从容查找孙中山与时代之间的相互投射。

　　革命：从开创激进时代到追赶激进潮流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孙中山开创了一个激进革命的时代。这有其自身性格的因素，更源自时势的影响。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百日维新败后，自立军、义和团亦一败再败，大局似已不可挽回。历史传统中推动政治鼎革的农民起义和“黄袍加身”，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未露迹象，反而是西潮拍岸引领新潮涌动，迷茫后忘我一搏的悲情，推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骤变、大变的快车道。

　　孙中山，便是这个历史语境的产儿，也是自觉“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领袖。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都是发激进革命之先声。以刺五大臣而扬名的吴樾，自言即是读过《孙逸仙》后思想为之一变，而不再信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之说。就在《孙逸仙》这本书中，孙中山已经被章士钊奉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及至他提出“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激进已由革命的勇气，深入革命的主义之中。

　　1911年，激进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不彻底的结果却推动时代继续高歌猛进。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时人已感到中国的形势更为急迫，更需要一套彻底“改变世界”的方案，历史随之步入新的激进革命时代。

　　可同年7月，孙中山却将胡汉民办的《改造》杂志易名为《建设》，并倡言“鼓吹建设的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那时的孙中山，已落在激进潮流之后。虽然两次激进大潮的历史内涵并不相同——前者是志士的激越，后者则要深深立足于中国的广阔大地之上。新一轮狂飙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他的视野，但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孙中山，仍像年轻人一样大步前驱。

　　政治：裂变的社会与整合的努力

　　孙中山革命之时，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裂变的过程。清代的思想与学术，早有江浙、湖南、岭南的地域差异，加上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的坐大，导致地方意识勃兴，这是社会裂变的第一步。

　　继而，在朝有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清流与浊流、南人与北人、文人与武人、新党与旧党之分；社会中也逐渐出现学界、军界、秘密社会等或新或旧的群体结合。1905年停止科举后，城与乡、农与士之间沟壑渐深，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也趋于解体；政见上，有顽固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各立营垒；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存在广东、江浙、湖南、湖北等亦松散亦聚合的集团。

　　旧的权威和秩序失落，新力量崛起，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关系急剧调整，上升者尚不知如何处世，下降者不能接受现实，新生者也还没有一定之规。如何整合，是革命家和统治者面前既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挑战。

　　在这样的大历史转型期中，阶层联合成为孙中山革命动员的重要一着。他由联络会党走向动员学生，“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终于掀起革命的巨澜。

　　横向的地域方面，反清革命时即已有与广东、湖南、江浙等地域分野相对应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团体分野问题。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力量的整合。辛亥起义之后，国内的阶层、地域集团与政见集团又迅速而复杂地排列组合，最终形成南北相峙的地域政治格局。

　　在此过程中，孙中山领导革命派不断根据形势需要，进行策略的调整、力量的整合，联络革命力量组建中华革命党、联合西南军阀建立广州军政府、联俄联共改组中国国民党，以求为国家统一共同奋斗。虽然这些努力因未能成功构建强大革命主体力量而迭遭失败，但通过三大政策与新思想新力量的接轨，孙中山已经铺垫下整合的希望。

　　激进的革命与裂变的社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两个重要母题，两者往往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孙中山上下求索以图破解奇局，奋力而为先驱，即使是在力量最为微弱的时候，都不曾有丝毫的懈怠。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孙中山奋斗的难能可贵、他言语的力量所在。在他的努力和所处环境的张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味“和平、奋斗、救中国”，进一步理解“‘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回向历史，历史中的真精神就照穿了时空的界隔。

(责任编辑：车东哲)